作为为数不多的几个李凌峰认同的学者，巴里教授自然也得到了一份关于认知学——改名后的心理学——的稿子。
对于这种有着深厚功底，有着最朴素的学者精神的人学者，李凌峰是非常愿意与之结交的。而当初巴里教授在艺术之光上那样肢解演绎法理论，在李凌峰看来也只是正常的学术分歧而已。
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别人对事不对人，那李凌峰也对事不对人，并不会太过于在意。但要是像考比尔那样对人不对事，屁股从一开始就坐歪了，李凌峰也不会去容忍。如果有力量，那就当场还击。如果暂时没办法，那就先偃旗息鼓，等有机会了再一击击倒。
这就是李凌峰的性格，说他瑕疵必保也好，说他耿直倔强——虽然这个一点还有待商榷——也好。他就是他，虽然会因为现实而改变，但骨子里的坚持从未改变过。
正当李凌峰想要回答巴里教授的话时，艾布纳已经站起身宣布这次沙龙开始。
“我相信在座的诸位在写作或者研究的过程当中，应当都或多或少的察觉到了时代正在发生重大的改变。这种改变涉及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内厄姆，这种改变更为明显。”在叙述中，艾布纳用“改变”来代替“改革”，也让他的话显得并不那么尖锐，这似乎是在照顾部分相对保守些儿的嘉宾。
“文学界显然也在发生改变，有着像波比先生、玛莲女士这样在固有框架内的开拓创新，也有像李先生这样的大师，凭借《福尔摩斯探案集》直接开创了一个新的流派。而我认为这种改变在不远的越来将越演越烈。那么不知道在座的诸位又有什么看法呢？我想先请考比尔爵士来发表他的看法，作为已经在文学当中前行了数十年的老前辈，他对这种改变应当是最有体会的。”
艾布纳结束了自己的开场白，也为这场沙龙奠定了一个基调。而首先邀请考比尔，除了他在文学界确实算得上泰山北斗，也同样是为了缓和刚才那番剑拔弩张的气氛，他又不是瞎子，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刚才那场针锋对麦芒的争论。
考比尔对被邀请作为第一个发言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不会说什么激动或者兴奋，就这么平平淡淡地站起身向大家欠了欠身后就坐回到沙发上。就仿佛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就算是向波比这样算得上是内厄姆的新锐作家，对此也没有什么反应。
考比尔用手杖抵着下巴沉吟了一会后才缓缓开口：
“……是的，现在整个内厄姆正处于一场大的改变之中。对于这场改变是好是坏，我并不准备去评论，一切都要看最终的结果。但我觉得单就文学界来说，应当继续保持平缓，不要过于尖锐——维持现有的状况才对。
汉国有一句话，文以载道。当一个作者的想法变成了白纸黑字之后，它就具有了影响人心的力量，这种力量微弱的时候也许只能影响几个人，但当它展现其魔力的时候，又能够影响到数万乃至数十万的人。正因为这种影响力，所以我们不能不慎重。
对此最直观的表现，最近的就是在周年庆的开幕式上了，李先生的言辞轻易地就煽动起了在场的绝大多数人，甚至导致了暴乱的发生。如果哪天不是有侯爵大人在场的话，那一天在大广场上的那些被煽动起来，情绪失控的人们会做出什么来，没有人能够想象。
有了这个刚过去没多久的例子在，文字的影响力大家想必应该有了一个清晰的概念。所以谨慎小心才是目前最要紧的，如果都像李先生那样轻率的使用文字、语言的力量，那么整个内厄姆的人们，他们的思想都要陷入混乱当中。动荡将不仅仅只是一个词而已，而会变成活生生的事实。望再做的诸位以此为戒，谨言慎行。”
考比尔总归是玩弄了几十年的笔杆子的专家，说起话来条理明晰，着重突出了“文字—语言的影响力”。看起来似乎很理智，劝告大家保持冷静，不要轻易去尝试改变，但仔细分析下来，其实还是保守派的那一套言辞。而且还顺手把李凌峰给黑了一把，黑的名正言顺，让人无话可说。那一天在李凌峰演讲之后，聚集到广场上的民众确实是差点儿就失去了控制。
别说民众，就是当时在场的嘉宾，也有不少人给煽动了起来。波比就是其中一位，对于李凌峰那天起到的作用可是记忆犹新。
“我并不同意哥达爵士的话。”
在考比尔结束自己的发言后，第一个跳出来的自然是李凌峰，被人当面给黑了，自然要予以还击——而且他在文学圈子里严格来说也就是个新人，没有向考比尔那样身后的根基和众多的马仔。只能自己亲力亲为：“在我看来，所有的艺术形式。无论是文学，美术，音乐还是戏剧，全都来源于生活——”
“笑话，难道你指望那些儿每天在码头卖力气的苦力或者那些儿每天都围绕着如何讨生活的泥腿子们理解艺术？”
还没等李凌峰说完，考比尔身边的一位年纪在四十岁左右的先生就直接打断了他的话，脸上的轻蔑一点儿都不掩饰。
“真是位猪队友。”
李凌峰同样轻蔑地对这位先生说：“显然您并不知道尊重这个词是怎么写的，难道在您这么多年的生活当中，并不知道在别人说话的时候贸然打断是一种极为失礼的行为么？”
这番话顿时挤兑得那位先生脸上白一块黑一块的，呐呐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