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氏立国，实属不易，为国祚长久做出了许多努力。每个王朝的帝王，都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江山永固，特别是开国君主，杨坚即是如此。隋文帝对大隋江山的经营可谓兢兢业业，事必躬亲，同秦始皇的梦想一样，杨坚想做杨氏帝国的始祖，他的杨氏基业能传至万代。而历史就是这样具有讽刺性，隋朝仅仅38年就亡国了。一直以来，传统观点认为隋朝灭亡隋炀帝要承担全部责任，因为他荒yin无度、残暴不仁，与桀纣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从历史典籍中，我们发现隋朝的短命与文帝也有密切关系，杨坚并不是一块毫无瑕疵的碧玉，隋朝的灭亡从他执政时就有了征兆。
是被毒死还是气死？文帝悲剧
隋文帝杨坚（541—604年），西魏大统七年（541年）生于冯翊般若寺。据说他出生时，寺中一位尼姑说：“这孩子很有来历，不能放在一般的房子里。”并把杨坚放在一间密室中抚养，还说：“这孩子，有朝一日必得天下！”这则传说当是封建史家的附会之语。但杨坚笃信佛教却是事实。他生活节俭、勤于政务，可以认为与其受到的佛教教化有关。但杨坚作为皇帝信徒，他的修炼程度远不及梁武帝萧衍，尽管他的谥号为“文”，而萧衍的谥号为“武”。
因为文帝没有完全被佛教教义感化，并在佛教允许的范围内治理国家，这主要是由杨坚的性格决定的。特别是晚年的文帝，他性格中的弱点开始发挥作用，甚至到了误国害民的地步，也导致了自身悲剧的发生。
隋文帝在中国古代的帝王中，声誉是比较好的，主要是由于他生活节俭、勤于政务、不沉湎于酒色。他励精图治，为大隋江山的巩固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也取得丰硕的成果。从辅政开始，隋文帝便提倡节俭生活，积久成为习惯。因而对民众的剥削大为减轻，《隋书》说他“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宴如也。”史家之笔，难免有溢羡之处，但离事实也不会太远。他编修大隋律，废除前朝酷刑，民众有冤屈，本县官不受理，可以越级上告。他删削刑条，务求简要，为减少冤狱，他下诏：死罪要经过三次奏请才能行刑。隋文帝对官员往往小罪重罚，甚至在朝廷上杖杀官员，而对民众犯罪，用心极是平恕。
齐州有个小官王伽，送囚人李参等70余人去京城，行至荥阳，王伽对李参等人说，你们犯国法，受罪是该当的，你们看护送你们的民夫，多么辛苦，你们于心何安？李参等人谢罪。
王伽遣散民夫，释放李参等人，并与之约定，某日到京城报到。王伽说，至期不到，我只有代你们受死。结果无一人失约。隋文帝听了很惊异，召见王伽，大为叹赏，又免李参等人无罪。又下了一道诏书强调：只要官有爱民之心，民众并非难教，要求官吏像王伽一样，以至诚待民。史书又记载他非常关心民间疾苦，有一次关中饥荒，他见百姓食豆粉拌糠，流涕责备自己无德，从此不食酒肉。并亲率饥民到洛阳就食，重罚驱赶民人的兵士。遇到扶老携幼的人群，自己引马避路；遇道路狭窄处，则亲自扶助挑担的人。他知道政权的基础是民众，因此首先必须取得民众对自己的信任。
隋文帝厉行仁政，只是最高权力所有者维护统治的美好理想罢了，实行起来并非易事。
官吏积习成弊，贪求多财，在他约束不到的地方，往往有不法之举，因此，严刑峻法又是他经常使用的手段之一。隋文帝幼年时，相面人赵昭曾秘密告诉他说，你将来该做皇帝，必须大诛杀，才得稳定。因而他实行宽严两法，使官吏不敢过分做恶。他经常派人侦察京内外百官，发现罪状便给以重罪。他甚至派人秘密给官员送贿赂，一受贿赂，立即处死。他的儿子秦王杨俊，因生活奢侈，多造宫室，勒令归第。太子杨勇，奢侈好色，便废黜杨勇。为了政权的长治久安，杨坚在其统治过程中不断地补增律令，甚至流于严酷。开皇十五年（595年），杨坚下诏规定：凡是偷盗边粮一升以上者，处斩，家人没入官府。之后，又命令凡盗一文钱以上者，斩首；四人共盗一桶、三人共偷一瓜，都要问斩。杨坚对苛律的执行也是不折不扣的。某日早朝，一名武官衣剑佩戴不够整齐，而御史没有及时弹劾纠正，就将御史处死。一日，蕃客馆的庭中有马屎，还有几名仆人在地毯上游戏，文帝得知后，将主管官员和游戏者全部处死。朝堂是君臣商议国家大事的场所，可杨坚把它也当成了刑场。文帝在朝堂上，设置木杖，哪位大臣触犯龙颜，即被处以杖刑，很多大臣被活活打死。若有大臣劝阻，也难逃杀身之祸。一天，文帝又于大殿杀人，兵部侍郎冯基进谏，亦被处死。隋文帝迷信严刑峻法，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