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泽膺陷入长考，其他人则似乎听得一头雾水。
「纯粹才有力量，但现实中未必能见到纯粹，我们必须吸收纯粹的精华，转化为能驱动人民共，同迈向里想社会的力量…」眼看第一个问题就搞得太複杂，我多说几句式着打破沉闷道。
「那您为什么说【平均地权】是耕者有其田──然后要透过照价收买、涨价归公的手段来实现？」周绍山打破沉默问道：「直接打破阶级剥削、解决异化问题，让真正的生产者握有生产工具不是更简单吗？」
我回答周绍山道：「周同学，如果照你的说法──让真正的生产者握有生产所需的工具──那一切就简单了，我们根本不用这么麻烦，还要去照价收买什么的。我们只要画分出新的阶级，让佔中国99％的贫下中农跟地主分开，画分阶级，然后发动斗争、去鼓动贫下中农攻击地主。等到把地主阶级消灭之后，简单说就是把地主杀光之后，大家再来分田就好了──更重要的是，这样就可以让最底层的农民手上沾满地主阶级的鲜血，让他们犯罪、永远也不能脱离我们的掌控──这样我们的革命必然会成功！」
「但要对抗帝国主义，中国没有富起来是不行的！所以曲某所主张的民生主义，重要的是发展交通、提倡技术、增加生产、发达国家资本…」我笑笑续道：「西方帝国主义者的核心力量是【民富】、【民智】──有智识才不会愚昧、不会迷信、才会有秩序有规矩，有理想有爱国心；有财富人民才会健康、摆脱东亚病夫，才会真正做到国富民强。西方帝国主义讲的是【霸道】，中国几千年来讲的是【王道】。什么是【王道】？就是人民富而好礼，对弱小民族平等以待，共同促进人类繁荣──但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先从【让少数人富起来】做起，提倡教育、发展生产、促进繁荣。」
「要救中国，单单靠杀地主、抢土地是不够的；西方帝国主义者能强大，是有他内在的价值观，也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谓的【新教lún_lǐ与资本主义精神】…」我解释道：「贫下中农人数虽然众多，但却没有掌握发达资本、提高生产力的要素──就是资本与技术──盲目地斗争资产阶级，只会让中国陷入无产阶级的暴民政治……。」
我看学生们个个专心聆听接着道：「不流血、让农民透过恩赐取得土地，当然农民的忠诚度就不会如同透过阶级流血斗争那么高；但是诸君应该回头想想，我们国民革命的目的就是要追求【均富】，不管穷人富人每个人都要富起来。但是【均富】需要资本、需要知识、需要技术，有资本、有知识、有技术才会有力量。所以曲某主张透过【耕者有其田】，将地主阶级的土地移转到佃农手里，透过【包产到户】让农民有生产的动机，最后透过【耕者有其田】将地主的资本累积到国家工业资本中，再透过【国民义务教育】累积知识与技术──只是平均是不够的，平均可以让每个人均富，也可以让每个人均穷。」
「阶级革命不仅是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革命，更是掌握知识工具者与无知者之间的革命。我们要发达国家，就要靠知识来提高生产，如果一切掌握在无知识阶级手里，是真正做到平均没错，但人人一样穷；我们要发达资本、发达技术、发达工商业，再透过税收、社会福利与各种社会保险，让人人不但天天都有白米饭、餐餐碗里三两肉，更要做到农村四有──有农田、有房子、有饭吃、孩子有学校上；三通──通车、通电、通自来水；两平──物价平稳、道路平直──这样才是我们搞革命的目的！」
「哗…」学生间起了一阵骚动。
陈仲弘问道：「那地主怎么会乖乖听话呢？」
聂双全应道：「不听话就打啰！」
我接口道：「聂同学说得没错，革命可以尽量避免流血，但革命绝对不是请客吃饭。」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句话说得好！」邓先圣道：「所以您的意思流血是革命的必要条件啰？那是要流谁的血？」
「革命的敌人要流血，凡是封建遗毒太深、不能进步、不能响应革命的，就要让他们流血」我道：「革命家更要流血，只有有流血的觉悟，才能真正唤起民众、打倒革命的敌人。」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革命者要先做好心理斗争，做好流血的觉悟」周恩来接着道：「接着从宣传做起，凡是进步的、听得进去的、愿意配合的就连合起来，不愿意的、抵抗的就一律打倒？」
「没错！」
赵国富道：「所以在打倒的过程中，要先区分轻重缓急，先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打倒主要敌人后再慢慢解决次要敌人啰？」
「赵同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