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他国家(即使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比较发达)还保存着资本主义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即使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不大发达)内胜利是完全可能的，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也就是彻底粉碎旧制度的反扑，必须有几国无产者的共同努力·····社会主义在一国的胜利，是一般胜利，是赶走地主和资本家，夺取政权，打退帝国主义的进攻，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而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或最后胜利、最终胜利，则是彻底免除旧制度的死灰复燃。
——伊利亚·维萨里奥诺维娅·斯坦琳
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也就是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
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意味着生产的安排是在获得利润的目的下进行，而不是在满足社会需求的目的下进行。
这样的生产过程制造了大量的消费品的，也剥夺了无产阶级本就不高的消费能力。一方面产量被尽可能地提高，一方面工资被尽可能地压低。一方面是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一方面是大众的消费能力愈发低下。
这就造成了生产的相对过剩。
生产的相对过剩不断累积，最终会造成资金周转过程的断裂，然后就是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在这样的经济危机中，大量的生产力被消灭了，于是生产力水平降低了，生产的相对过剩被缓解了。然后资本主义才有机会迎来新的发展。
不论世界大战的爆发是不是因为“生产的相对过剩”，至少他的过程是起到了和经济危机一样的作用——大量的生产力被消灭了，不但消灭了死的“生产力”（资源与工具），也消灭了活的“生产力”（劳动力）。生产的相对过剩被消耗掉了，战争之后的旧大陆满目疮痍，但是对资本而言，这同时也意味着勃勃生机。
这就是资本主义的脉，把住了脉之后，天才的预言家能够起到的作用并不次于穿越者。
“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战争集中地体现了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在世界大战中，三个帝国主义国家被打垮了，一个近乎崩溃了，一个被大大削弱了，同时两个新的帝国主义国家登上了舞台。生产力被破坏，帝国主义国家被打垮，这就使得矛盾被大大缓解了。所以在战后，迎来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总体上的复苏过程应该是不出人意料的。”
“但是，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被缓解了，却没有真正地解决。这又是受着一系列政治因素影响的：新世界代表米拉都正在崛起，与旧世界代表英吉利不愿意就此没落，几成废墟的高卢想要攫取大陆霸权，但是莱茵兰却得到来自海洋国家的支持，复兴也是指日可待——这也就意味着，就算付出了那么多鲜血，世界大战还是没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资本主义国家总体上的复兴必将伴随着局部的危机，而且终将以另一次总危机告终，也就是说，另一次世界大战·····”
在布尔什维克内部，有一项争论是人尽皆知的：那就是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欧洲大革命的火焰熄灭之后，究竟怎样推进社会主义的事业？原本计划中的支援指望不上了，还要不要跟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要不要跟他们“和平共处”？党内颇有些声音，认为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是没前途的，早晚要完蛋。他们声称向西方国家出口谷物的行为是将苏维埃国家的经济绑在资本主义的国际市场上面——实际上，这种论调的主要支持者就是外交人民委员布龙施泰因。他们认定的解决方法只有不断地推进革命，不断的输出革命才行。为此与资本主义世界不能够有任何的缓和。
相反，斯坦琳则认为应该先建设苏维埃国家，先在一国内建设起社会主义制度来。为此可以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一定程度的交往，同时也要与他们进行斗争。“居东土以待天下之衅”，等待下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不断革命论者的确能够找到很多锋利的理论武器来批判斯坦琳的观点——不幸的是他们却没有任何现实可行的手段可以采取。如果说想建成社会主义就要不断地输出革命，不断进攻，尤克托巴尼亚却并没有这样的实力去支援欧洲的无产阶级运动推翻列强政府。如果要怪，那也只能怪艰苦奋斗的广大革命者——包括他们自己——硬是在尤克托巴尼亚这个农业国搞成了革命，而莱茵兰的同志却不幸失败了。
结果当然不言而喻，活人不能叫尿憋死，在《真理报》上面交锋了十几个版面之后，党内再次统一了认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是可以有条件实现的，这也是世界革命的基石。
由此便也产生了新的长期战略——五年计划不过是一个短期的工业发展规划，而苏维埃国家是存在一个建立在上述判断之上的长期规划的，简称叫“大工程”——五年计划则是“小工程”。如果概括地说，这个规划就是在福熙元帅所谓“二十年休战”期间内，积蓄力量，为着即将到来的下一次世界大战做准备。①
措施主要是三方面的：
其一是，建设国防力量。军队是国家综合国力的结晶，目的是用十年时间将红军建设为旧大陆首屈一指的军队，用二十年时间让红军拥有压倒全世界帝国主义军队的力量。其中十年和二十年的目标设定是根据帝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