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听资本家三字，本来还有说有笑的常国庆脸色顿时阴沉下来：“什么资本家，小孩子不懂别瞎说，这是随便能扣帽子的么？”
“咦，雇工8人的私营企业主不就是资本家了？你们去做钢材生意，稍微扩大点规模，就容易突破这数字了……”常天浩掰着手指笑道，“会计要一个吧？采纳要一个吧？开票要一个吧？仓管1-2个少不了，还得要有个送货的驾驶员吧？这不就5-6个雇员了？稍微扩大下规模，马上就破8人，破8不破8，可是决定是否存在剥削的理论依据……”
听到儿子这么讲，常国庆不吭声了：从1981年《人民日报》讨论陈志雄承包鱼塘的雇工问题开始，关于雇工讨论是否算剥削在理论界就没停下来。
最后是经济学家搬出经典，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得出结论：雇工7人以下，赚钱用于自己消费的，算个体户；雇工8人以上就产生了剩余价值，就算剥削，就是资本家。
实际上关于7个和8个，只是马克思为了解释自己理论而随便举的例子，换言之，如果他老人家当初举例是11个与12个，那评价资本家的标准就会变成是否超过12个了。
这个争论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弹很大，中央也犹豫不决，在主要领导核心的坚持并且以对年广久雇工问题为切入点，在1984年专门发布文件指出，对当前雇请工人超过法定人数的企业，可不按照资本主义雇工经营看待。而真正去掉雇工数量限制，使7个人和8个人的争论得以休止是到了1987年“5号文件”发布，即：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这十六字方针才成为统合依据。
不过常国庆是老党员，虽然他看到了“允许存在”这几个字，但反过来理解就有些让人提心吊胆：现在允许，万一将来不允许怎么办？土改刚完成时，田地还是分到每家每户的，没过几年就变成了走集体化道路，还想单干的都受到了批判。现在鼓励发展雇工经济，万一哪天回头也批判了怎么办？
群众运动时戴高帽、坐喷气式可不是好玩的，儿子只不过看了点内部历史资料、习惯于嘴上开开玩笑，他是见过真场面的：批斗游街还可以说是被迫，闹到自己一边走一边敲锣鼓对四邻乡亲大喊“我是反动分子xxx”那就惨了，当然这还不是最惨的，最惨的是那些没摘帽前的右派，随便有个吃公家饭的找他说话，他就浑身如筛糠似地发抖——“我忏悔，我有罪，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
儿子当然是说玩笑话，虽然中央也出了文件，但说常国庆心里不打鼓却不可能。他要是啥也不懂的老百姓，目睹儿子这么发达，肯定二话不说、头脑一热就干了。他可是生在建国时，长在红旗下，受党教育多年，有20多年党龄，还担任过科级干部的工人阶级，不然名字里那“国庆”二字是怎么来的？遇到这种大是大非问题还能不多想想？
眼看老爹还在沉吟。
常天浩决定加大打击力度：“哦，对了爸，你早就是资本家阶层的家属了——我叔那理发店不就有8个员工么？”
听到“资本家阶层家属”，常国庆忍不住吹胡子瞪眼，却被常母拦住了：“好了好了，你爸是老古板，这总经理我当就是了，反正这个体户也是用我名字办的，今后我雇你爸，我当资本家，你爸继续当工人阶级，我给他发工资就行了……”
常天浩不禁莞尔。
常母瞟了眼丈夫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工人阶级的儿子还是工人阶级；投机倒把的女儿还是投机倒把，对吧？”
这句话当然是有深刻含义的：常天浩的外公在60年代因为养了一群鸭子，生了鸭蛋去和其他人换东西，一来二去就把渠道走熟了，然后就帮着四周邻居也拿去换，毕竟凭票证那点东西实在不够用，后来被按上“投机倒把”的罪名关进去劳教了一年，鸭子也全部被没收，最后也不知道便宜了哪些革命派，总算其他没啥问题，后来放出来也就算了。
正因为家庭背景上有点阴影，所以常母在下乡时刻苦肯干，担任赤脚医生广受好评还上过《西山日报》知识青年人物宣传，算是把这档子事情给全部冲淡了。现在旧话重提，常母便忍不住自我解嘲下。
常国庆狠狠抽了口烟，对儿子道：“就让你妈当法人代表，但现在最多雇7个人，绝不能8个。风险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公司刚办起来，哪能一哄而上这么多员工？这不变成人浮于事的国有企业了么？我们又不能搞下岗，精简精简，就7个人！”
常天浩撇撇嘴，老爹还在为7个、8个伤脑筋，他在魔都都雇了40号人，目前还在源源不断招兵买马呢！
之所以要和家里扯7个、8个的资本家问题，不是真的在意识形态上过不了关，归根到底是要冲淡对自己发家致富的盘问和影响，现在果然奏效，转移话题还是比较成功。
常国庆懒得计较常天浩的钱是怎么赚的，甚至都没兴趣和常母一起去看小汽车，用他的话说：有啥好看的，不就是4个轮子加两组沙发？还能变出花来不成？我年轻时上海牌、伏尔加牌都看过、摸过，也就那么回事。他是在不断盘点人手，看看到底怎么合理安排人手，既要保证7个人够用，又要物色到足够合适的人选，还不能太大张旗鼓。
常母兴致勃勃地坐上常天浩的汽车兜了一圈，感觉挺好，常天浩就趁机小声道：“妈，你劝我爸去学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