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去双休日两天无事，常天浩看看电视看看书，偶尔再出门逛一圈，日子过得很潇洒。
晚饭时分，常国庆习惯性地问起有关考试情况，虽然儿子自信满满，但他心里还是有点不踏实，“明天去学校估分？”
“对！估完后第二天发志愿表，16号交，估计22号左右能出成绩，所以明天晚上我住学校。”
“估准点，吃不准宁可保守些也不要太激进。估太高没录取会掉第二志愿，再运气不好就要掉第二批去了……”
“我知道，所以第一批我会写服从调剂。”
1998年高考模式和后面比有很大区别，主要体现在两点上：
第一是考试时间，后来从7月提前到了6月，从天气角度而言利于考生更好发挥；
第二是考完试先出分数再填报志愿，而98年是先填志愿再出分，夹中间最重要的就是估分。相当于两次盲选，每次都有点碰运气。常父不止一次听说有人因估分和志愿问题与目标擦肩而过不得不复读，浪费钱事小，损失一年时间才赔不起。
“这两天去逛了哪里？”
“去商场买了根皮带，原来那根有点不太好用了，然后又去电脑城逛了圈，看中一台笔记本电脑。”
“多少钱？”
“75块！”
“一台电脑75块钱？”
“哦，我以为问皮带呢……”常天浩把明明花280元买来的金利来说成75元，然后枪口一转说电脑，“笔记本稍微有点贵，得要1万多，差不多1万2千块钱。”
“这么贵？”常母抬起头，“家里不是有电脑么？”
常天浩三年前考入重高，高兴的父亲便奖励了他一台电脑——486dx2/80的兼容机，在当时班上还很稀罕，全班只有不多的同学才有。常天浩对电脑的热情和爱好也是那时候培养起来的，《三国志英杰传》、《三国志4》、《大富翁》、《苍狼与白鹿》每次都玩得不亦乐乎，因为爱打电脑游戏的事没少挨批，只不过成绩还可以，家里也就忍了。
那会儿常父在厂里当车间副主任，每回说厂子是正团级国企，他是副科级干部一脸自豪，没想到高二来了晴天霹雳——整体转制！主要股份卖给了厂领导，美其名曰资产优化重组、激发活力、全员持股、经营者持大股，这和北方那些国企因混不下去而破产下岗还是两回事。
常父在心态上很难接受这种化公为私的做法，厂领导购买工厂股份的钱99都是银行贷款，个人只出了3-5万，等于他们用了这笔小钱做杠杆，依托政策把建国40年来几代工人阶级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拥有上亿资产的国有大型企业变成了个人财产，这和苏联解体时寡头侵吞国家财富有什么区别？作为老党员的他当然看不惯，可惜人微言轻，上头定下的事是你区区一个副科级干部能反对的么？
甚至还因他出声反对，导致在干部调整中丢掉了车间副主任的位置，美其名曰优化重组、让年轻人顶上来，老同志退居二线但待遇不变，实际就是把他挂起来。常父一怒之下主动下岗买断工龄：给国家打工，那是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的体现，给私人老板打工算什么？让他们来剥削我么？老子宁可当个体户也不伺候！那点分的股份老子也不稀罕，不要了！正好母亲开店扩大经营也需要帮手，便从厂里回了家，4万8千块工龄买断钱充当了扩大经营的资本。
这是常家天翻地覆的格局。
从经济上说，两口子开店经营日子过得去，下岗后没其他下岗工人的生活窘迫；但从感情上说，让一个工人阶级老党员接受这种局面非常难受，常父时不时莫名其妙发火，常天浩就知道他心里不痛快，这是种精神窘迫。
不痛快归不痛快，老爹也没头铁到去上访闹事，而是很快放下车间主任的架子重新操起电焊机干活，潜意识还时不时怀念原来那火热的年代，这点常天浩还是很佩服父亲：自始至终保持了工人阶级踏实肯干、艰苦朴素、不等不靠的优良作风和主人翁精神，只可惜上头不喜欢、不赏识这种工人阶级罢了。
至于转制对不对，那要看站谁的角度来理解：你非说国有资产你想给谁就给谁，那当然无话可说，可如果你真说这个是全民所有制，那你至少帮下岗工人把社保全交到位吧？
没有！
后来全都是自己承担的。
这样巨大的家庭转折也造成常天浩思想上的冲击，他从一个熟悉马列经典的青年学生在后来逐步转变为引经据典的批评者，他不是一般的谩骂和批评，而是用经典反驳理论，用体制反驳政策，用历史反对实践——要么你承认以前是错的，要么你承认现在是错的，你不能既要当xx又要立牌坊。
重生前他一直持有这种思想，重生后这些已都不重要了，他现在一门心思只想发家致富。对！常夫子的思想境界已堕落了，从解放全人类、将红旗插遍全球的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崇高使命感境界上堕落下来，变成了只求个人进步和发家致富的小布尔乔亚了，嗯，还是那种熟读马列经典、用德国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武装起来的小布尔乔亚，难搞得很！
现在这小布尔乔亚的迫切需要是找个合适理由搞电脑。
听说又要花钱买电脑，常母有点心疼钱。
“家里这有点旧了，速度也慢，很多软件都用不成，网也不能上。再说，要去上海念大学，这么大机器搬来搬去也不方便……笔记本就好多了，去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