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的时间，可以发生很多事情。
对于钱惟昱来说，这两年里，他韬光养晦，安心种田。与海外的官方结交尽可能压缩，各项糖、盐、中高度白酒、茶、钢铁贸易的税赋收入，全部严格按照“国税”和“地税”的“分税制”比例，足量给王叔上贡。
王叔拿着这笔每年总计六七百万贯的巨额钱财，以及每年两百万石的新增税粮；除了一小半用于抵充杭州、越州等近畿州府的额外捐税、收买人心以外；剩下的便是扩建宫殿、佛寺佛塔，维持更加奢侈的宗室生活。当然，最后也至少分出每年三百万贯用于逐步扩充嫡系的“两浙土客军”，至少让杭州、越州的吴越国中央常备军增长了三万人——其中新扩军一万，另外两万则是把原本的团练兵编制改成了精锐的常备军，而且扩充亲从都和内牙亲军的规模。
原本的杭州外城守军、亲从三都，被扩充到了六都，三万多人。内牙军也进一步扩充，只是规模没有亲从都那么多罢了。这只人马唯一的问题，或许是平均只有一年的军事训练时间，而且没有任何实战经历，所以战斗力还没有保障。但是军饷和军械已经是除了钱惟昱的节镇之外，其他各镇吴越军当中最优越的了。
钱惟昱的低调恭敬，以及形同逆来顺受的指哪打哪、让你只许败不许胜就连连诈败。这一切让生性优柔寡断地钱弘俶还没有对钱惟昱生出多少戒心。扩军也好，把新扩军纳入两周岁的幼子钱惟濬的统辖也好，重用孙承佑统治浙南婺州、处州、衢州、温州等处足足两年也好。对于钱弘俶来说，不过是一些没有针对性地发展措施而已。
这就好像，后世天朝下饺子种军舰，但是那种行为并不能算是针对某些人畜无害的小邻国。钱弘俶这番举措，也是出于一番纯粹的护犊之情，并没有任何针对性，或者说真的感受到了什么威胁。
……
两年，海南岛的石碌铁矿已经彻底开采出来，昌化、石碌的海港、河港早已建设完备，每日海船河船川流不息，上万越南奴工轮班干活，沿着修好的山道每天把重达十几万石的铁矿石开挖出来、送进昌化江边数百座大型水轮车、翻车构成的球磨粉碎机当中粉碎、选矿，随后装上海船运到苏州。
两年，中吴军和小琉球、九州等地种植的棉花，也从此前黎族人世代相传的原始品种，改成了钱惟昱让大食商人从印度和僧伽罗国弄来的相对更容易纺线拉伸的长绒棉。棉麻混纺布匹乃至纯棉布在苏州、秀州各县出现了井喷式的产量增长。整个苏州便容纳了超过两千户的“织女营”和五千户的民间集中织造作坊。用的全部都是使用了扭力筋腱式飞梭织布机——
只是，民间对应于这种比传统手工投梭生产效率提高了八九倍的新式织布机，依然只能用横置五锭式纺纱机提供纱线，这种纺纱机比五年前的旧货只提升了不过一倍多效率，所以纱线的供应缺口相对于新式织布机的需求，一下子产生了三四倍的缺口。大规模的竖置纱锭水力纺纱机依然只有钱惟昱在严州的“千岛湖一期工程”地区存在，所以大规模纺织作坊依然只能在苏州、湖州和秀州存在，再远的话，便会存在纱线这种原材料供应运输麻烦的问题。
棉布和棉麻混纺布的普及，也进一步导致小型的三角帆纵帆船和两到三桅的纵帆、横帆混用软帆船在吴越海商之间普及起来——虽然这些船都还只是钱惟昱的御用商会和蒋家的商会才有，虽然这些船在跑风向混乱的近海航线时还无法比已经非常成熟的新式大福船更快，但是至少已经为吴越海商和海军培养出了数以千计摸索出了驾驭软帆船技术的水手、水兵。
两年，湖州的西苕溪边已经建成了耐火砖砌成的原始炼铁高炉，湖州、宣州交界的长兴-广德煤矿也变成了一片每日开掘不休的所在，为湖州炼铁厂提供源源不断的煤炭和焦炭。还吸纳了数千户的矿工、冶铁工匠。
两年，打着“免除丁税、官营种粮”幌子的“摊丁入亩”政策，乃至更早就开始施行的免除徭役、官府雇佣制度已经在吴越各镇彻底落地生根，消弭了一切反抗。随着苏州、秀州乃至湖州的各种官营“织造营”、“”开始出现吸纳上万户非农业劳动人口的迹象之后，即使是原本“地少人多”的繁荣州府也出现了劳动力的短缺可能性。大地主阶级对于人力资源的看重，也逐渐被引导培养起来。
两浙豪绅们都逐渐认识到了吸引更多流民，吸引贫穷者多生孩子、为将来提供更多廉价劳动力才是对于两浙豪绅长期良性发展最重要的事情，而不是纠结于短时间内是否在土地上多交了一些粮食。吴越丰富的税制，已经让农业税占到的比例变得相对稀薄——至少比华夏范围内其他国家都要稀薄。自古都有着冒险和经商天赋的江浙士绅们，看到了一块块比纠结于田赋多少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当然，两年，也可以让一些悲哀的事情重复上演。自从显德三年八月，钱弘俶的爱妃之一郑妃死于流产血崩之后。两年里，随着钱弘俶的嫡长子钱惟濬的成长，钱弘俶明明信用安倍晴明，而且修炼阴阳道秘术、服食丹药更加有成，但是他始终没能让他的其他妃子再生出子女。
唯有他的正妃孙太真，在钱惟濬刚满周岁的时候再次怀孕了，只不过这一胎运气不好，生下的是一个女儿，如今才三四个月大。对于钱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