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常常觉得科举考试这种东西，就该是秀才、举人、进士这样一级级考上去的。但是追溯科举制度本源的隋唐时期，为何会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呢？可见进士，只不过是隋唐五代时候科举考试的其中一个科目罢了。四书五经，也绝不是隋唐五代时候科举考试的唯一“大纲书”。
可以说，从科目设置上，隋唐五代比后来自宋以后进士科独大的状态要优越一些，比再后来严格限制八股考试方式的明清又优越一些。但是从公平程度、“不患寡而患不均”方面来说，从唐到宋到明清，又是逐步细化明确、以示公允的。
先代的科举，往往重实用而轻公平——那是因为隋唐时候，科举虽然产生了，但是五姓七望之类的门阀望族还没衰退，科举考试归科举考试，国家选官归国家选官。不通过科举而得以出任高官的，在朝廷中还占到很大的比例。这种情况下，科举题目和考试内容是否容易避免“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的公正性扯皮，并不会动摇政府的公信力。
比如晚唐牛李党争当中的李德裕党，便是官僚势族出身派系的代表，到了晚唐依然逆历史潮流而动，觉得科举考试考出来的官，实际行政上手能力不如世代门阀家族的子弟高效，结果与科举正途出身的牛僧孺党互相攻讦，朝政不宁数十年。
后来自宋以后，科举制度的设计在实用价值和社会公平价值两者之间的权衡取舍上，愈来愈重视公平，而宁可牺牲一些实用性。这其实是滥觞于五代十国时期一次次兵过如洗的屠杀洗地，把五姓七望门阀势族统统连根拔起，举荐时代的盘根错节一扫而空，把所有的贵族都打落尘泥，让所有人都回复到富不到三代的**丝或者暴发户状态，自然为“绝大多数官员都必须走科举正途才能出仕”的社会制度铺平了道路。
那么，既然科举已经是国之重器、选官的绝对主力，公平与否自然会上升到一个政府能否存续的根本上。宋的进士科独大也好，明清的八股文什么也好，不就是为了进一步压缩主考官的“自由裁量权”操作空间，从制度上尽可能避免营私舞弊、主官专断么？
钱惟昱很庆幸，他活在一个变革转折的历史时间点。宋还没有出现，北方的五代都是军人政权，还没来得及思考科举制度的变革，大多是能够抄袭大唐制度便算不错了。这让他把中国科举引向另一个方向减少了不小的阻力。
大唐时候，科举当中稍微有名一些的考试，有多少科呢？细算一下，其实吓死人。除了考诗赋文章的进士科、考死记硬背四书九经的明经科之外（注意：当时考的可不止五经，而有九经，也就是冯道刻印的《九经字样》当中涵盖的九经）；
还有为选拔史官准备地明史科（唐穆宗时候才首次开设，当时距离黄巢起义已经只有四十多年了）、为选拔礼部主祭和刑名律令而设的明法科（明法科包含刑名律法和礼仪礼法）、选拔户部钱粮赋税统计官员的明算科（唐朝时未曾设置，五代时后唐、后晋两朝设置，后汉后又废除，后世再未设置）、甚至专门为选拔礼部下属的祠部司官员（掌管僧道宗教）而设置的明道科（考试内容是道家典籍，偶尔也有佛经。相当于是神学文凭的考试）。
两年前，吴越刚刚得到常设“乡试”的资格时，钱惟昱便开始研究这些大唐以来的科举制度成法，当看到唐朝居然就有这么多实用主义的公务员考试时，心中着实是惊喜莫名，对于把科举制度引入正途，也着实多了几分信心。
……
想着容易，要具体实施便存在很多问题了。当了大王一个多月，除了安抚内部、收拢军权之外，钱惟昱便每天扑在这个事情上，尤其是很多东西还不好和那些旧制度出身的官僚商量，充其量只有素为钱惟昱亲善的通儒院大学士林克己可以一起谋划，另外便是刚刚被钱惟昱拔擢了礼部尚书头衔的十三叔钱弘俨正当其事。
周娥皇和钱惟昱聊完了纳侧妃的事情，便顺便看着钱惟昱在卷轴上反复涂抹筛改之处，不解问道：“大王此法删除了大唐时候积弊臃冗的明经科、明史科等死记硬背，无助于治理实用的科目。又加入了兵科、工部科，修正了明算、明法。按说已经日臻完善，究竟还有何事难决断呢。”
“爱妃却是有所不知。师法大唐旧制，略所筛改增补，设置刑名、算学、工程、兵科容易。但是要形成梯度的考试制度，却着实难以和现有成法相加——大唐时候，到中央朝廷集中考最后一轮之前，前置的程序着实随意不一。固然有按部就班、不肯营私舞弊的州道选用‘省试’、‘解试’的办法，也有直接采用策问、举荐形成贡举考试候选人的办法。
而如今，我吴越已经实行了‘乡试’制度两年，突然新增一级科举，那么参考人必然也要从乡试中举的举人当中产生。如果绕过乡试，让特殊人才走捷径直接到朝廷考取刑名、兵事、户部钱粮筹算、工部营作的官职，又不免损了乡试制度的信用，使怀有侥幸心理的幸进之徒心思活泛，不好好读书专想着钻制度的空子，实在不是教民为善的办法啊。”
娥皇恍然，很显然钱惟昱看得很远，不仅考虑到了所录取官员知识才能的实用性，还尽可能兼顾了制度的公平性。
“臣妾明白了，如果不采用此法、而是让通过了乡试的举人才有资格参加最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