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国被连番的战争阴云笼罩的同时，南方的吴越国却从建隆二年开春后就一直一派安然祥和的休养生息氛围。即做表子又立牌坊地拿回了金陵和润州之后，吴越国新年的建设恢复工作主要精力便投入到了这两座原本应当是东南形胜的繁华州城。
金陵刚刚光复的时候，原本还有几个南唐投降过来的宰辅一级文臣，诸如韩熙载、孙晟等人尝试劝谏钱惟昱考虑一下，是否要把吴越国的国府从杭州迁都到金陵。这个毫无经济和军事价值、只会徒然遭致北朝对于吴越国忌惮的提议当然被钱惟昱一笑置之了——笑话，把一国首都放在最前线，完全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做法。而且只要定都金陵，北宋就会下意识地觉得“南北朝”的态势已经完成了，北宋和吴越的地缘外交格局就会演化成南北朝末年时北周和南陈之间的样子。这完全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不过，基于安抚南唐旧臣的考虑，钱惟昱依然是在金陵设置了西北行营，以南唐旧臣孙晟为招讨使。辅之以陈乔、徐锴署理金陵江表各州民政军务。因为是封文官做招讨使，所以兵权自然是没有的，由吴越本国另派心腹将领前去督军，孙晟这个招讨使所能涉及的军务无非也就是督办军需粮饷而已。
原本吴越国各个道基本上都是钱惟昱的一名伯叔等宗室担任节度使、都护，给南唐旧臣一个不带兵权的方面要职，一来也算是进一步笼络人心，整合内部人力资源，二来也是钱惟昱为将来地盘大了之后，徐徐分摊伯叔们军政财三权合一的现状。事实上以钱亿和钱俨的才能，掌兵确实不是他们的专长，换个位置本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安心种田重建、整合内部之余，以吴越国的财力和两广地区这些年来恢复积贮的军粮，吴越国的军力也还是有实力同时支持两场战争的。随着建隆二年的到来，日本的关西地方已经基本平靖，只要源满仲和源赖光的兵力就足以解决剩下偶尔冒出来的小鱼小虾了。吴越人的客军连同隼人仆从军只要在关东的武藏野和平家武士集团进行一些正面会战即可，占用兵力不超过三万人。
这种情况下，吴越国国内在这个冬季农闲时节原本已经要抽调规划中建隆二年应该新征入伍的常备军人员、以扩充内牙军改建而来的北府兵。一旦新兵到位，纵然还没有出击作战的能力，用于守土自保却是绰绰有余，这样剩下的亲从都主力就可以按部就班地挪出来，投入到既定的进攻性战场上。
按照去年以来定下的国策，日本国问题解决之后，就该是对大理国用兵了。在钱粮兵力都有保障的情况下，钱惟昱便把身在杭州的文武高层全部集合起来，还从福建和广东把十三叔钱俨和四伯父钱仁俊也召回杭州一起商讨大计。
……
咸宁殿，除了宗室的伯叔辈外，便是左相元德昭、外加南唐降臣韩熙载、徐铉等文官；林仁肇等武官在列。钱惟昱私下赐宴，与寥寥数臣密议对西南用兵大计。
“寡人欲征伐大理，以讨不臣，为晚唐以来，中原王朝屡挫于西南夷之耻复仇。诸卿以为如今用兵时机可已成熟否？寡人亲征是否可行？”
御驾亲征这个动议，首先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理由是大理国距离吴越中枢太远——杭州到昆明的直线距离可是比杭州到大阪要远得多；而且十万大山当中行军，自然也比海军天下一的吴越军在东海上航行要慢得多、消耗大得多；一旦到了云贵，若是朝中有些变故，仓促之间也不得通消息。再加上南中之地瘴疠不明，一国之君亲自涉险太过不智。
宗室、文武群臣全体劝谏，钱惟昱也就暂时收了这个心思，他自忖自己继位之前也算是立过不少战功了，自己当上大王之后，又亲征夺取了南唐全数的江表领土，并且傀儡了日本，有灭南唐和傀儡日本两大军功垫底，自己这个大王在吴越的威望也算如日中天了，就算给别人一些立大功的机会，也翻不起浪来。于是在人选上便允了众臣所请。暂拟定由广州大都护、四伯父钱仁俊届时统领两广、交趾三道地方兵马主持讨伐大理国的事宜，朝廷再派出亲从都三万人，作为中央军协同助战，由林仁肇统领。
议定了出兵的统帅、兵马，算清了所需钱粮之后，下一个问题便是何时出兵。对于这个问题，负责军事细节的林仁肇第一个劝谏说：“末将以为，征伐大理只怕非一两月内可济全功之事，如今已然开春，待仓促进兵、人马钱粮尽数筹备齐全运到广西，也该是初夏时分了。南中炎热，暑日中瘴疠横行，不若秋冬寒冷、烟瘴停息，既然去岁因为对日本的讨伐，已经错过了大理的冬季用兵，不如暂且徐徐准备、运输资粮军械兵马到广西屯驻，等到盛夏一过，气候凉爽再行进兵。”
钱惟昱一听这又是大半年的时间等过去了，心中还有些不愿意，转向久在两广的四伯父钱仁俊问到：“四伯意下如何？若是轻兵疾进，有可能在仲春偷袭入境、打开一点局面么？”
钱仁俊拱了拱手，丝毫不敢以长辈自居，恭敬地回答道：“臣以为林将军所言有理。南中之地，纵然是初春时分烟瘴不兴，也同样不适合用兵——臣久在两广，且大王今年还派遣樊若水助臣屯垦、治理珠江湿地水利。樊若水果真是地理奇才，不过两年深入考据，便深谙西南地理形势、天候水文，报于臣处。
据樊若水调查，南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