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行人对于冯道的这件功绩可能听得云里雾里，不觉得这是多么旷绝古今的大功劳，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要说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先要解释一下《五经文字》和《九经字样》这两部书是什么东西。
简单的来说，这两部书就是古代的字典；确切的说，是唐朝时候分别成书于唐代宗、唐文宗年间的两本字典。
这些字典里面取的字，是以儒家四书五经——也就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书、礼、易、春秋——里面取的，然后再配以一些四书五经里面没有用到的但是属于常用字的文字，以四书五经的句读为解释，编纂的两部字典。可以说，没有这两部书，那么启蒙者想要学习儒家经典四书五经，首先在认字和粗通字义方面，就会多很多障碍。
其中《五经文字》注重的是“文”和“字”也就是指读法和字义，所以相当于如今采用“音序检字法”的字典，而《九经字样》偏重的自然是“样”和“字”了，所以用字形来检索文字，相当于当代的“部首检字法”字典。两部字典合用，就可以起到从读音和偏旁两方面为初学的读书人启蒙识字的功能了。
可以说，这两部书的出现，对于后来宋朝的文化昌盛，是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助推作用的，虽然宋朝后来重修了《广韵》等字典类著作，但是那也是从唐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把《五经》和《九经》杂糅而成的。
可是，在如今这个时间点，也就是后周广顺元年、公元951年为止，这两部对文化普及非常重要的书稿，却还存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这两部书至今为止虽然成书近百年，却还没有被刻稿印刷过！此前所有的文本流传，都是靠的学者手抄！
因此，终唐一朝这两部书流传范围都不广。到了五代时候，那是武人的天下，读书人受到了严重的打压，除了冯道之外，别的读书人也没有这个威望和资源调度能力去做这件事情难过。
20年前，那时的冯道才刚刚50岁，他初登宰相的位置，觉得当时在位唐明宗李嗣源有可能是结束乱世的明君，所以他自己也想做一件名垂青史的事情——奏请唐明宗拨款刻稿，广印《五经文字》和《九经字样》，宣化天下文教。
可惜这两部书很庞大，足足有一百三十卷，那个年代的雕刻印刷技术还是使用的雕版印刷术，每一页书都要用一块白桦木板细致雕刻文字，一百三十卷书全部刻好，需要几万块雕版，所以至今足足二十年，都还没有完成。而花下去的银两，也有足足几十万两了，冯道一度以为他这辈子有可能看不到这部书刻完的那一刻了。
……
历史上，这两部书最后在后周广顺三年、也就是后周太祖郭威临死之前才刻完的，前后累计花了4个朝代、23年时间。而冯道也在郭威下葬之后病死，算是让他可以瞑目而终。
两部书刻成之后没多久，周太祖郭威病死了、周世宗柴荣即位。当时与后周世仇的北汉刘崇因为郭威死了，觉得柴荣好欺负，趁机联合契丹举兵南下。柴荣试图御驾亲征刘崇、好建立自己的军事威望，而冯道则一改此前二十年来油滑的墙头草个性，居然做了一次顶牛的事情、试图劝阻柴荣御驾亲征。
柴荣对冯道说：“昔年唐太宗得天下，身经百战，凡是攸关国运的大战，莫不亲冒矢石，朕如今怎么能落后呢？”
结果冯道回答的却是“太宗自是太宗、陛下自是陛下。”也就是说，完全看不起柴荣能比得上唐太宗的意思。
结果，柴荣自然是非常愤怒，只不过忌惮冯道是十朝元老，名声很好，所以不好直接对他下手。于是柴荣想办法把冯道打发去做“山陵使”——也就是让他负责给先帝郭威治丧、负责皇陵修葺工程。冯道改任之后，忙活了三个月，把郭威安然下葬，随后他自己过了两个月也病死了。
“太宗自是太宗、陛下自是陛下”这句话，曾经让无数研究柴荣时代史料的人费解，觉得这番话完全不像冯道的风格：冯道一生都是圆滑处事的，哪怕是皇帝真的做了昏庸不堪的决定，冯道也有几十种办法婉转地说出来，而不会得罪皇帝，否则的话，如果是个直肠子刺头儿的话，怎么能为相二十几年呢？
但是，怎么到了柴荣当皇帝的时候，冯道的语言水平就像被开了重度“弱智光环”一样突然下降了呢？很多学者认为，那是冯道觉得自己资格已经很老了，开始倚老卖老了。
这种论调其实不值一驳，因为那就是建立在先把冯道定义成一个小人、给他贴上“墙头草”的政治标签后才得出的。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回顾一下《五经文字》和《九经字样》成稿的时间，我们甚至可以大胆的推测——
冯道早年圆滑、死前坦荡，实在是因为他毕生的事业都已经完成了。唐明宗死的时候，他冯道的书才刻了一点点，他还不能死，他死了之后这个事业是不可能有人继续下去的。所以他选择了忍辱负重，希望牺牲个人气节名声迎来送往、把这个教化天下人的大工程完成。此后晋汉周三朝加上契丹人那短暂地半年，他都需要忍辱负重。
一直到了柴荣即位，他刻了23年的书完工了，他终于可以做回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姿态了。或许，说出“太宗自是太宗、陛下自是陛下”那句话时候的冯道，才是真正的冯道吧。
……
闲言休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