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灵变
第57章 议论纷纷（下）
欢宴结束之后，大家三五成群的纷纷离开了酒店。
那个时候的汽车还不多，有骑自行车来的，有乘公交车来的，只有少数几个人是坐着公家的小轿车或是自己的夏利桑塔纳之类的当时很牛的私家轿车来的。
要说这中国人的文化理念也还真就是有问题，西方人发明出来的ca，来到了中国，中国人就管这小汽车叫做小轿车了。轿子，马上就有了一种因经济差别而产生出来的等级差别了，西方人纯粹功用化的小汽车，这种可以移动的小箱子，也就发生了“橘生淮南则为橘，生淮北则为枳”的橘枳之变了，外来的东西被本土化了。这可能也就是一种洋为中用吧，在中国，一切都是有着严格的等级之分的，尤其是在人们的思想之中，这种把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等级划分的观念，在中国人的文化思想和日常生活中已经是根深蒂固，难以改变。
秦东昌所写的大大的“哭”字，被郊区公安分局的局长李智给抢先占有了，其他人都拿了另外的一些书法作品。其实，那些如今天饭局的东道主黄大安一样的商人，或是一些大学里的知识分子，或是一些政府里面的公务人员，他们是不敢于收藏那个“哭”字的 ，有的人是不理解，有的人是觉得不吉利。其实，非人杰之辈，真的是难以鉴赏这人间大道的神韵。
李智出身于一个干部家庭，父亲在文革的时候遭受迫害，革了一辈子的命，最后给革成了“叛徒工贼内奸反革命”了，他的母亲也被打成了“白旗”，原因也就只是因为她坚决不和自己的丈夫离婚，“白旗”的意思，也就是说她是个投降派。属于变节分子。说人间像是一个大舞台，人生就像是一场戏，则中国的“文革”就更是一场戏了，一切都被人为地给贴上了标签。愿与不愿，都是要粉墨登场的，曲终人散之后，后人作为台下的观众，只有手抚前胸。一声长叹。
李智一家兄妹五人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牵连，文革结束后，李智的父亲也就病逝了，子女们都没有能够得到父亲的荫蔽。其实，当爹的太无能，或是有能却早死，对于儿女来说反倒不是一件坏事，这样就更能够刺激他们自强自立的精神。最不幸的就是那种说没能力还又有点能力，还又凡事都要为儿女操碎了心的父亲，这种父亲的爱是伟大的。但是也同时就扼杀了儿女们独立自主的精神和意志。也会让人不无感慨而就同样是一声长叹。
李智在家排行老三，当时正在一个派出所里面做民警，他平时话不多，爱读书。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社会上流行上夜校，叫做“要把被四人帮夺走的时间再给夺回来”。历史就是这样，当家儿的捅出了娄子，就总是要找些可以顶缸背锅的人出来扛着，一切的狗屎大小便，都可以统统灌进一个屎盆子里面。一股脑就给那些个败运遭殃的倒霉鬼们给扣上了，然后，人们就在拿笔书写历史的领路人的带领下，对之进行一番彻底的口诛笔伐和指摘唾骂。于是也就人人解气心情舒畅。在镇压了坏人之后，全天下就都只有好人了，就又可以重新开始经历一番欣欣向荣的大好时光了。
命运的转机，总是会在你默默耕耘的时候，突然就到来了。
那一天晚上，李智像平时一样。从夜校放了学，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前面突然的就发生了一阵骚乱，昏暗的路灯下，李智定睛观看，就发现有两个人手持棍棒在殴打一个人，旁边尽是围观的人，人人都噤若寒蝉，没有人前去制止这种暴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是中国人一般的社会生活常态和普遍的人生原则。中国社会，在通常的状态下，也就只是一个熟人社会，面对自己认识的人，自己就有去关注和帮助对方的义务，而面对自己不认识的人，自己也就没有了去关注和帮助对方的义务了，面对陌生人遭受侵害，自己的内心里面也就不会再有那种来自于道德信念的压迫感了，有的只是触目惊心，只是警觉自保，只是要闪身离开险境，然后还要在自己好奇心的驱使下，站立在安全的距离之外隔岸观火。这种狭隘的传统文化心理，真的是要不得的。这个时候，就越发的显出了“以天下为己任”“敢为天下先”的英雄情怀的可贵了。
正直勇敢的青年小伙李智当时就气冲顶门，大吼了一声：“住手！我是警察！”然后就义无反顾地冲了过去。
自幼习武，一直坚持锻炼的人民警察李智，在黑夜里，在路灯昏黄的大街上，在众人的围观之下，向着两个打人的暴徒就勇敢地冲了过去。
那个年月，社会上很流行有仇怨的人之间“砸黑砖”，或是请人在黑夜里劫路暴打冤家对头的事，那两个施暴的人，就是被人请来的打手，酬劳也就只是一顿酒饭。两个喝醉了的人，都手持棍棒，下手没有轻重，叫骂着，丧失了理性的凶残的在殴打着一个他们自己也并不认识的人，没怨没仇的，他们就那么没头没脑的上去一顿痛打。什么叫愚昧？什么叫残忍？这就是了。
自古做贼都心虚，当听到有人像炸雷一样的怒吼“住手”，并声称自己是警察的时候，两个酒气冲天的暴徒，本能的就是一激灵，然后是撒腿就跑。
李智飞奔过去，一个漂亮的前扑，就双手锁抱住了一个逃跑者的双腿，一下子就将那个人重重地摔在了地上，李智爬起身来，迈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