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好的老师。同样的学生言羽，为什么郑老师能够激发他对文学的热爱，而黄老师却只能让他厌恶语文，憎恨书本，或许老师本身对国学的理解和修养不同，自然对学生的影响也就不同。
在指导言羽作文的时候，郑老师每次都不会很直接地批评他，相反总是鼓励他，也趁机传授他一些新的知识。
比如师生之间有一次谈话，言羽印象极为深刻。
郑老师把他单独叫到办公室，轻声说道：
“言羽，我发现你最近的周记，不管写什么活动，一开头都是这两句，风和日丽、秋高气爽，虽然有些不合时宜，但是你这种写法，倒有点儿像古代诗词里的起兴。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也就是说，‘借物言情，以此引彼’，先说其他事物，再说要说的事物。
虽然你思路很跳跃，字迹潦草，文笔凌乱，而且喜欢偷懒，经常偷工减料，鬼画桃符，但是我发现，其实你很有写诗的天赋。
诗这个东西，主要看是看灵感和悟性，而与写诗的作者本身的身份地位、荣华富贵无关，不仅如此，甚至也与作者是否勤奋刻苦都关系不大。
许多人写一辈子诗，苦吟苦熬，也没能写出一两首能传世的佳作来。比如写诗产量第一的乾隆皇帝，据说一生写诗五万多首，可是没有一首甚至一句能流传开来。
出佳句不易，出名句更难，可真要灵感迸发写出一两句，那就一句顶万句，千古永流传。
北宋大学士宋祈一句‘红杏枝头春意闹’，轰动一时，被人称为‘红杏尚书’；
东晋才女谢道韫咏雪诗中有一句‘未若柳絮因风起’，四座皆惊，后人便誉女子富有诗才为‘咏絮才’。
名句魅力如此之大，无怪乎诗人对自己呕心沥血得之不易的佳句名句，惜若珍宝，视同生命。
比如唐朝诗人的刘希夷，写过一首《代悲白头翁》，其中有名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甚为其舅父宫廷侍臣的宋之问所喜爱，竟厚着脸皮要刘将诗让给自己。
宋软硬兼施，刘坚拒不从，结果竟被宋用土囊活活压死。在今人看来，这舅甥二人都有点迂，一个为诗送命，一个为诗杀人，其实不过只是一句话而已，又不是真金白银，而且就算是金银财宝，他想要给他就是，反正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何必为了一句诗而牺牲性命？
做得更过分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隋炀帝，他极好诗词，却又缺乏天赋。
有一次，他作了一首押“泥”字韵的诗文命大臣相和，以年轻气盛素有诗名的薛道衡所和的《昔昔盐》最为出色，其中一句‘空梁落燕泥’，尤为人们赞赏，因此遭隋炀帝的嫉恨，找借口把他关了起来，又编造罪名把他杀掉。临刑前炀帝还不忘嘲弄他：‘更能作‘空粱落燕泥’否？’
事隔不久，炀帝又写了一首《燕歌行》，命大臣作和。大家都学乖了，不敢写出好诗。可才子王胄偏不信邪，灵感大发，来了一句‘庭草无人随意绿’，结果把隋炀帝的脸都气绿了。
没过多久，王胄也被他随便找个借口弄上了断头台，马上就要砍头之前，隋炀帝还没有忘记折磨他，得意洋洋地问他：‘‘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邪？’
隋炀帝虽然杀了两位好诗人，并没有因此而诗名大增，却留下了嫉贤妒能的万古臭名。
后人没有人能记得隋炀帝任何一句诗词，相反，后人编纂诗集，都不会忘了刘希夷、薛道衡、王胄和他们用性命换来的名句，无论如何不让宋之问、隋炀帝之流跻身其中。
毕竟，诗不是权势的奴婢，在诗神的殿堂里，只有才华、诗情的地位，而不会有专制、残暴的座椅。
所以，一言以弊之，诗是有灵性的东西，并不依附于权贵，茫茫人海之中，唯有那些真正有灵性的能突然产生灵感的人，才能捕捉和创造。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说的就是好词佳句的形成，除了作者本身平时的修养和积累，更多依靠的是偶然的灵感。
这些好词佳句，就像是大自然中的仙子和精灵，它们一旦形成一旦被创作出来，就不再仅仅只属于作者本人，而是诗词本身仿佛有被赋予了生命，它们就像蝴蝶，像小鸟，像在空中传播的音符，自有其频率，会影响到所有读到它们的人的心灵和头脑，产生共振共鸣，直指人心，不需要刻意宣扬，就能自行在人心中流行，历而弥香，千古而不朽。
而我觉得，在你的作文里，就能让我感受到这种灵感，所以你应该学会珍惜，以后有机会请多留意这种如诗如画的美妙感觉，多尝试用文字将它们记录下来，并且流传开去，让更多的人去分享，让他们也品尝到这种生命中的美好。”
言羽听了，非常感动，一辈子记忆犹新。
还有一次，言羽因为才看过一本歇后语集锦，写作文时就用了很多的歇后语，一篇不到千字的作文，竟然用了十几处之多，结果郑老师特意把言羽叫到办公室，很认真地对言羽进行了指导。
郑老师说：
“歇后语多是通俗俚语，不适合用在正式场合，偶尔使用固然可以使全文亦庄亦谐，甚至可能成为点睛之笔，但是过犹不足，使用太多就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