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娃在监狱里蹲了不足一月，任何人都没有前来探望，这是有令禁绝的。他只被提审过两次，罪状有三条：一、土匪匪首残害群众；二、围剿红三十六军；三、杀害**员。黑娃对自个在土匪山寨做二拇指的罪行全部供认不讳，只是对人民法官提示一句：“我后来就学为好人了呀?”关于剿灭红三十六军的罪状，黑娃做了充分的辩解，那是大拇指领人干的，只伤害了房顶的一个哨兵，随后又给其他红军战士分发了银元和烟土作为盘缠出山，而且把政委鹿兆鹏接上山去治好了枪伤……年轻的人民法官没有听完黑娃的辩解就笑得不屑再听，讥笑鹿兆谦的为人处世与名字不符，编排功劳跟编故事一样离奇，未免太不谦虚。至于杀害**员陈舍娃的事，黑娃已怒不可遏：“那不是**员，是游击队的叛徒!他在秦岭游击队里偷偷摸摸侮辱山里女人，事发后害怕受处治逃跑出山，找到我的门下。他并不知道我跟秦岭游击队政委韩裁缝是老交情，后来我问韩政委还要不要这个队员，韩政委说‘人家投奔你了，就由你打发吧’!我知道打发的意思。我让部下把他崩咧!”只有这件事法官认真听了他的辩解，而且说：“我们再查查。”
黑娃回到号子里就又想起一件事，知道处治叛徒陈舍娃的事范围很小，事过几天之后，在团部开会时只有白孝文问过他。想到这件事，黑娃心里就疑窦顿生，这条罪状难道是白孝文提供的?但又无法对质，更无法肯定，知道这件事的毕竟不是白孝文一个人。
第二次审判仍是那三条罪状的又一次复核，这一次黑娃激烈而坚决地拒绝第二条和第三条罪状，只对第一条中所列举的土匪行径部分承认。他毫不含糊地向法官申明：“滋水县保安团的起义是鹿兆鹏策划的，由我发起实施的，从提出起义到起义获得胜利的整个过程，都是由我领导的；西安四周距城最近的七八个县里头，滋水县是唯一一个没有动刀动枪成功举行起义的一个县，我从来也没敢说过我对革命有过功劳，我现在提说这件事是想请你们问一问秦书记和白县长，我的起义能不能折掉当土匪的罪过?至于第二第三条列举的罪状，完全是误会……”
黑娃的这一席申辩，事实上加速了他的案子的归结。三天后接连的第三次审讯，只是履行了一个宣判审讯结果的简单程序，三条罪状全部取证充分，黑娃的辩解反而成为可笑的抵赖。黑娃在听到判处死刑的宣判时哑然闭口，法官问他还有什么话说，他摇了摇头。黑娃再被押回监狱后换了一间房子，密闭的墙壁上只开了一个可以塞进一只中号黄碗的洞，脚腕上被砸上了生铁铸成的铁镣。两天后，他的妻子高玉凤领着独生儿子前来探望，这是自他被囚二十多天以来见到的唯一一位探监的人。他透过那个递进取出饭碗的洞孔，只能看见妻子大半个脸孔，脸面上一满是泪水和清涕，嘴巴说不出话，只是张了又合，合了又张，像从水里捞出来扔到沙滩上的鲇鱼的嘴。黑娃说：“你要去寻兆鹏。你寻不着，你死了的话，由儿子接着寻。”高玉凤这时才哇的一声哭出来，随之把儿子抱扶起来。他看见洞孔里嵌着儿子的小脸蛋，叫出了一声“爸爸”。黑娃突然转过身，他不忍心看见那张酷似自己的眉眼，便像一棵被齐根锯断的树干一样栽倒下去。
白嘉轩得悉黑娃被囚禁的消息，竟然惊慌失措起来。第二天鸡啼起身，背着褡裢下了白鹿原。佝偻着腰小心翼翼踏上滋水河上的木板桥时，有人认出他是解放后第一任滋水县县长的父亲，恭敬地伸出双手搀扶他过桥。白嘉轩挥动手杖，打开了那双搀扶的手，头也不抬踏上了吱扭作响的独木桥。他走进儿子白孝文的办公室时，扬起脑袋，满脸肃杀，语言端出直入：“我愿意担保黑娃!”白孝文愣怔了一下，又释然笑了。从父亲肩头卸下粗线织成的“白记”褡裢，扶着父亲在椅子上坐下，倒下一杯茶。这是他荣任县长以来第一次在县城接待父亲，倍觉欢悦。正月十五县城用传统的焰火放花欢度新中国第一个元宵节的时候，他曾邀请父亲和弟弟以及弟媳们到县城去观赏，结果父亲没来，也禁住了弟弟和弟媳。白嘉轩捏着茶杯又重复一遍：“我今日专意担保黑娃来咧。”白孝文却哈哈一笑：“新政府不瞅人情面子，该判的就判，不该判的一个也不冤枉，你说的哪朝哪代的老话呀!”白嘉轩很反感儿子的笑声和轻淡的态度：“黑娃不是跟你一搭起事来吗?容不下他当县长，还不能容他回原上种地务庄稼?”白孝文突地变脸：“爸!你再不敢乱说乱问，你不懂人民政府的新政策。你乱说乱问违反政策。”屋子里的干部出出进进，忙忙碌碌向白县长汇报请示。白嘉轩还是忍不住说：“这黑娃学好了。人学好了就该容得。”白孝文对父亲说：“你先到我宿舍歇下，我下班以后再陪你啊爸!”
镇压黑娃的集会是白鹿原上乡民现存记忆中最浩大的一次。时间选择在农历二月二龙抬头白鹿镇传统的古会日。消息早在三天之前，就从滋水县人民政府发出，通过刚刚成立的白鹿乡人民政府传达到各个村庄，乡民们迫不及待地掐算着古会会日。遵照县政府的指示，乡政府的几个干部夜以继日奔跑在各个村庄，通知各村的男女老少一律不许自由行动，擅自逛会，要由村干部和民兵队长召集排队前往。村民们从来也没有列队行进过，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