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川崎通完电话，我独自呆在房间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着香烟，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脑子里在反复盘算着挽回妻子的各种办法。
如果妻子去日本真的是这个龟田的圈套，而龟田又是为了报那一巴掌的仇，那妻子的处境就更加不妙了。只是现在还不清楚这个龟田在会所里到底是什么样的地位，如果他有足够的影响力左右妻子的调教，那就可以对妻子用上更加卑鄙下流的手段。
在空旷的房间里，我越想越着急，脑子里甚至浮现出那样的画面，妻子被双腿打开一丝不挂地绑在一个木架子上，而那个曾经被她扇过耳光的龟田就站在旁边，肆意地在她身上抚摸着，而妻子却毫无抵抗的可能……我这个做丈夫的又能做什么？是去找到龟田，向他质问这一切的原因，在让他将妻子救出来？还是找到大岛江，哪怕用再多的钱，将妻子赎出来？还是通过川崎，找到妻子的下落并且将她解决出来？摆在我面前的似乎就只有这三条路，但这三条路却没有一条能看到希望。
通过龟田，暂时看起来是最不可行，如果他是始作俑者，必然也是我解救妻子的最大障碍，更不用说帮我救人了。而通过川崎，虽然帮我搞清楚了会所内部的一些事情，但他大多数信息也是来自于姘头的弟弟，能做的事情并不多。这样一来，去找大岛江似乎是唯一可行的方案了。
可是川崎透露过大岛江的为人，日本的社团让他来掌控这一大块生意，就是因为他冷酷而且极为看重规则，凡是违反他规则的人，不管远近亲疏，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在他眼里，妻子就是一个自愿签署调教协议的商品，如果我的出价够高，是不是能让他将我妻子放回呢？
抱着这样的想法，我再次登上了前往日本的航班，而且提前让刘敏打了200万美元到日本公司的账户上。
在东京成田机场，川崎竟然亲自开车到接机口迎候我，认识他这么多年来，我可从来没享受过这个待遇，显然这一次他也不是为了我而来，当他从我手上接过装有妻子丝袜内裤的袋子是，那种兴奋和期待都已经不加掩饰了，可以想象妻子的内裤会被套在川崎的ròu_bàng上，被射上川崎的jīng_yè，可这一切比起妻子在会所里的遭遇，那都已经算不得什么了。
最新找回找第十二章·赎回谈判因为属于温带气候，东京的8月比起闷热的上海要宜人很多，但是毫不影响日本女性穿着诱人的超短裙，在银座大街上扭动着腰肢，吸引着过往男人的目光。
以前我也喜欢日本街头的这种景象，可是自从妻子成为了会所性奴后，我仿佛突然对所有女性都失去了兴趣，只要看到穿着职业包臀裙的背影，就会想联到以前妻子工作中的模样，看到那些买菜的人妻，就会想到在厨房忙碌的妻子，更不用说看到那些风俗店、录像店门口那些露骨的海报……大岛江的整个地下会所有几百名性奴，有长期关押驯养的，也有临时过来接受调教的，各类会员也有上万人，按理作为地下会所的负责人，他是没有理由见我这样一个普通会员，或许还是出于对泄密事件的歉意，大岛江再次在他的办公室接见了我。
这次我没有带着川崎，因为这一次我打算跟大岛江摊牌，川崎在旁边的话我有很多话不好意思说出口。为了救出妻子，我准备不再顾及所谓大男人的面子，不管什么代价和条件，都会尽量去满足大岛江。
按照中国人的思路，既然这个会所是高度商业化的，那么妻子的身上一定有个价值，无论是否在200万美元以内，只要顺着这个思路，就和大岛江有的谈。
这一次我依然没有把自己抬在前面，而是说了儿子和妻子的母亲对她的思念，希望妻子能够尽快回去。之所以这么说，一来是因为我还无法放下所谓男人的尊严，二来在日本社会，母子情、母女情远比夫妻感情更容易打动人，尤其是在大岛江这个会所里，那么多男人将自己的妻子送进来调教，夫妻感情就显得格外的脆弱。
当然我也提到了钱的事情，作为妻子违约的补偿，这时候只等大岛江保持一个价码，我就可以如愿以偿的带着妻子回家了，剩下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地安抚妻子在一个月里的遭遇。
可出乎我意料的是，大岛江根本没有报出价码，而是直接拒绝了我，用词不失礼貌而又非常坚决。
而拒绝我的理由也很简单，那就是契约！
日本社会对契约的重视，到了近乎变态的地步。这一点从我和川崎做生意的经历中就能感受到，可能前期的谈判会非常焦灼，但一旦形成了白纸黑字的合同，日本人总能按照约定的时间完成约定的事情，所以和日本人打过交道的朋友都说，在和日本人签合同之前，一定要谨慎严密。
可偏偏我的妻子草率地签下了那份性奴协议，而且还在勾选调教项目的时候选择了“主人が決める”，也就是说大岛江可以对她采用任何调教手段，哪怕是最残忍的，妻子看合同的时候我瞟了一眼，上面还有“圣水”、“shòu_jiāo”、“穿刺”、“刺青”、“改造”这些日文单词，甚至还有什么“昆虫”、“蛇”之类的选项，这些项目，都有可能会出现在对妻子的调教中。
如果妻子能够迅速屈服，被调教成大岛江或者调教师们所期望的那样，那或许还会少吃些苦头，但以妻子的性格，又怎么会甘心成为男人脚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