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佛教的传入，其间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建筑，即佛教建筑，特别是建造了佛教寺院和高层的佛塔。
案面为一块独板，上面放有蓝绫封套的书籍一函，案面另一侧还有都盛盘一具，盘内放置具。
架案的左右两端下方有一对如意云头纹的架几承托，墙上挂有花鸟纹竖轴古画一幅。
佛教传入，经过几朝，由于贵族王族的大力提倡，以致兴建了大量寺院、佛塔和石窟，最突出的情况。
地方各郡县也都建有佛寺。永宁寺为最大，中间置塔，四面有门，塔后为佛殿。
塔为主要建筑物，置于佛寺中央，而以佛殿为辅，置于塔后。许多佛寺是由贵族官僚的邸宅改建的。所谓“舍宅为寺”，就是把前厅改为大殿，后堂改为讲堂。
这种塔与楼阁式木塔不同，采取密檐式，仅作为礼拜的对象，而不供登临游眺
其来源是公元三世纪时印度出现的高塔形佛殿，即后来玄奘《大唐西域记》中所记的“精舍”。除上述两种塔以外，从壁画和石刻中得知，当时还存在第三种塔--单层塔。
石窟寺是在山崖上开凿出来的洞窟型佛寺。汉代已掌握了开凿岩洞的施工技术，佛教传入后，开凿石窟寺的风气在全国迅速传播开来。最早是在新疆，
这些石窟中规模最大的佛像都由皇室或贵族、官僚出资修建。窟外还往往建有木建筑加以保护。石窟保存下来的历代雕刻与绘画，是宝贵的古代艺术珍品。
从建筑功能布局来看，石窟可分为三种：一是塔院型，与初期佛寺以塔为中心相同，这种窟在云冈石窟中较多；
二是佛殿型，窟中以佛像为主体，相当于一般寺庙中的佛殿，这类石窟较为普遍；三是僧院型，在印度称毘诃罗，主要供僧众打坐修行之用，窟中置佛像，周围凿窟若干，每窟供一僧打坐。
此外还有一种窟，分布在一、二类窟的周围，也属打坐用的禅窟。石窟的壁画、雕刻、前廊和窟檐等方面所表现的建筑形象，是我们研究南北朝时期建筑的重要资料。
贵族们的住宅后都往往建有园林。园中有土山、钓台、曲沼、飞梁、重阁等。同时，叠石造山的技术也有所提高，或重岩复岭，石路崎岖，或深溪洞壑，有若自然，即其例证。
一些士大夫标榜旷达fēng_liú，爱好自然野致，在造园方面，聚石引泉，植林开涧，企图创造一种比较朴素自然的意境。
室内家具陈设发生了若干变化。一方面，席坐的习惯仍然未改，但传统家具有新的发展。
如睡床增高，上部加床顶，周围施以可拆卸的矮屏。起居用的床加高加大，下部以壶门作装饰，人们即可以坐于床上，又可垂足坐于床沿；
床上出现了倚靠用的长几、隐囊和半圆形凭几。两折四牒可以移动的屏风发展为多折多牒式。
还输入了各种形式的高坐具，如椅子、方凳、圆凳、束腰形圆凳等。这些新家具改变了人们的起居习惯与室内的空间处理习俗，成为唐代以后逐步废止床榻和席地而坐习俗的前奏。
在农田水利方面，大多数是整修原有陂、塘、堨、门，使之发挥灌溉效益。东南十五里修了娄湖，周围七里，溉田数千亩。
县城北作堰拦马林溪水成塘，周长一百二十里，汇集七十二条山溪水，溉田数百顷。所记载的水道变迁及水道位置资料，是研究水利史的最基本的依据。
括农田水利，治理黄河，修整航道，修建堰、堨、运河等。此外，还将先秦至汉晋以来各地泽渚、陂塘、堤堰的兴废情况作了较详细的陈述。
使今的读者及水利学史研究者能够据此恢复当时水利建设的部分面貌。
书中不仅记载水利工程的地理位置及其变化，而且记载修筑水利工程的技术与方法以及使用的建筑材料等，这些资料都是研究水利学史时必不可少的。
对水道记得详细准确，加上支流、湖泽分汉，城邑，山岭等资料，所以能够全面地来考察一条河甚至一个流域的情况，从而能够推断人工治理的利弊及兴废，为今的水利建设提供借鉴。
在水利史上的意义是多方面的，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一块瑰宝。
所产蜀锦以精丽着称，享有盛名。左思《蜀都赋》赞美蜀锦“贝锦斐成，濯色江波”。
李善注引谯周《益州志》称：“成都织锦既成，濯于江水。其文分明，胜于初成。他水濯之，不如江水。”
“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蜀中军需唯依赖锦”，可知蜀锦生产仍为军需的主要来源，并在蜀地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当时蜀锦畅销各地，魏、吴都到蜀去买锦。
山谦之《丹阳记》记载：“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西道。”蜀也用锦来作馈赠，
环氏《吴志》称“蜀遣使献重锦千端”。刘备赏赐群臣多用锦，“先主入益州，赐诸葛亮、法正、张飞、关羽，锦各千匹”。
同时，官府三令五申要民间增产蚕丝，群臣关于在养蚕缫丝时“暂免他役”以及禁止蚕织时“以役事扰民”等建议，屡见不鲜。这一时期养蚕生产情况，在杨泉所撰《蚕赋》中有详细的描述。
当时对养蚕的温度、用桑、蚕座、上簇等技术都有严格要求，如蚕儿“逍遥偃仰，进止自如”的蚕座疏密标准，
“在庭之东，东爱日景，西望余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