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一直忙于俗务，想想也有一段时间没见到刘院长了，他的身体可还好？”乔霏主动为蒋子敬倒了一杯酒。
最高法院的院长刘安民是早年留学美国的法学家，和乔绍曾算是同辈，但和乔霏并没有深交，他回国之后一直都是法学界中流砥柱式的人物，前几年因为和政府要员发生摩擦，愤而辞职，这一次重又起复，让蒋子敬等人都看到了法治的希望。
“前几日见他还算硬朗，这些年他在学校教书育人，倒是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兴许和年轻人在一块儿，人也变得开朗了不少，这次起复，他可是抱着满腔热情，一心想要重新争取司法独立。”蒋子敬笑道。
“这事儿还得从长计议，欲速则不达啊。”乔霏沉吟道。
蒋子敬面有不虞，“莫非你也觉得司法党化是合理的？”
说起刘安民当年的那一场摩擦争执，其实与乔霏的舅舅还有些关系，刘安民得罪的就是姚氏兄弟的挚友，甚至可以说是他们的爪牙，现任司法部长张直。
自大华皇朝末年，一直到革命成功之后，虽然政权屡经更迭，但是法学界的要人们一直坚持司法独立，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理念甚至也得到了大华皇朝遗老遗少们的认同，像乔行简这样比较开明的知识群体主动引进了西方司法独立的理念并倡导对司法制度进行改革。
大华皇朝覆灭的时候，就已经成立了司法部，将司法与行政独立开，成立审判厅，进行合议审判制度。
联合政府成立后，卢林也曾经对司法独立有过深刻的描述，“何谓司法独立？普通行政,不得侵犯司法行政；司法行政不得侵犯司法之谓也。故司法行政官,非但不能干涉司法官之拟律,并不得分担其拟律之责任,此司法独立之精神也。”
但是自从戴国瑛上台之后。姚氏兄弟媚上得志，张直更是不遗余力地溜须拍马，竟然提出了司法党化，认为如果革命党不掌握司法大权，便不能进行司法革命，让有法律知识和经验的党员担任法官，能使司法听党指挥，这是司法人员的革命，非有社会名誉之党员、兼有三年以上法律经验者，不得为司法官。
当时的司法部长是刘安民。受过西方教育的他奉行司法独立的理念，法官理应是独立的，加不加入党派都应该听凭自由。岂有必须加入革命党之理？虽然自己也是革命党人，但他将张直的话斥为歪理邪说，甚至连回应都不屑。
却没有想到张直的话却甚得戴国瑛的欢心，竟然将未受过法律专业教育的张直直接任命为司法部副部长，这一举动自然让以刘安民为首的法学家大为抵触。刘安民也是一时意气，以辞去司法部长相要挟，谁想到竟然正中戴国瑛下怀，顺水推舟地准了他的辞呈，气得他只好去学校教书。
随着刘安民的出走，一大批法学精英人士也闹别扭纷纷离开华夏司法界。张直自然也安排了大批不懂法律的党员进入司法界担任检察官和法官。
全面掌握了司法部后，张直立刻着手对司法制度进行改革，全面深刻地从理论上论述了司法党化。他认为在以党治国这一大原则统治下的国家，司法党化应该视作家常便饭。
他最有名的言论是“司法是国家生存之保障社会秩序之前卫，如果不把它党化了，换言之，如果尚容许旧社会意识偷藏潜伏于自己司法系统当中。那就无异容许敌方遣派奸细加入自己卫队的营幕里”。
他的言论为司法党化正名，振振有词地驳斥了司法独立的观念。待到这一批法学要人回过神来的时候，他们手里无权无势，也只能心有不甘地呼喊上几声，根本无力回天。
华夏毕竟经过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大部分的民众对于西方的民主观念并没有真正的全盘接受，对于司法独立也没有什么概念，对于司法党化，民众并不觉得不能接受，也没闹出什么大风波。
随着司法党化的顺利推进，华夏的司法制度的建设终于出现了大转折，由过去对司法独立和超党派原则的倡导，转向公开地将司法纳入革命党的领导之下。
张直设立了特刑庭，此法庭属独立机关，不隶属法院。特刑庭在行政上直接受司法部管辖，人事由该部提请任免，其审判员、书记官大多向高等法院调用兼任。庭长一般为专任，但也有例外。
特刑庭的检察官，也常就是法院的检察官。除了中央特刑庭，还有设在各省的地方特刑庭。
与一般法院不同，特刑庭不是独立审判，它受革命党同级党部的监督。革命党省党部对本省特刑庭的审判有异议时，可向中央特刑庭提出非常上诉。特刑庭审判结果，最终由党务机关核定。中央党部和联合政府也有权直接插手中央特刑庭的审判。特刑庭案件的被告人无权聘律师为自己辩护，也无权上诉。
特刑庭的设立无疑是完全违背了法治精神，扩大了革命党的权力，为革命党以“反革命”的名义清除异己创造了便利，作为资深的革命党人乔霏没有立场反对，但是作为受过法学专业教育的人来说，她知道司法党化无异于饮鸩止渴，虽然在短时间内能让革命党的势力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但却加速了联合政府走向混乱和衰败。
“司法党化是绝对不可取的，但是想要一夕之间争取司法独立，是绝对不可能的。”乔霏坚定地说，她了解刘安民的想法，他刚刚被戴国瑛拔擢为最高法院院长，心中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