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天子的李芃已经十八岁，到了亲政的时候。
过了新年，洛阳的皇宫、中枢和谘政院就开始筹备皇帝的亲政大典。
华夏的国体，还是主要延续了宋代的制度，另外在一些地方作出了重大的改变。比如提高了武勋贵族的地位的待遇，另外就是成立了谘政院和科学院，以作为中枢决策的主要谘询机构。负责监察事务的御史台归于谘政院管理，另外就是原来宰相所负责的立法权也归于谘政院，这让谘政院和政务院、枢密院一样成为了帝国并行的三大权力机构。
太后在主政期间，似乎在有意削弱限制皇权，甚至在皇帝亲政前炮制了一份类似于《权利法案》的律法，交由谘政院审议通过，这让那些投靠到皇帝门下的钻营者感到有些失望。
在《权利法案》通过后，名义上皇帝还是整个帝国的掌控者，可是皇帝的权力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和限制。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虽然朝臣还是由皇帝来任命，但是在没有得到谘政院的授权情况下，皇帝是无权处置中枢官员的。另外就是规定宰相和谘政使、枢密使及官员由谘政院来推举，而不是皇帝直接任命。
这似乎成了勋贵和士大夫们的一场盛宴。
中枢的意图似乎是准备把自己的权力拓展到乡镇，再加上越来越庞大的屯田军，各屯田区的军官也被纳入到帝国治理的官僚体系当中。也就是说帝国的官员体系在急骤地膨胀着，那些通过官员选拔考试的预备官员们终于是有了用武之地。
华夏的驻屯军现在是多如牛毛，把触角伸向遥远的草原和南方过去的蛮荒之地。那些草原和蛮荒之地，是驻屯军主要的开发目标。那些新掌控的地区，只需要迁徙几支驻屯军过去，不出十几年，那里一定会变得如同陇右、青唐一般毫无二致。屯垦戍边，早在西军时期就已经被证明这是一种很有效的方式。在陇右和河湟地区，那里经过近二十年的开发，已经算得上是国内少有的富裕地区，这些地方的驻屯军在那里生活的极为舒适，到处都是牛羊和丰沃的田地，物资的出产堪比江南……
“我们现在已经控制了燕云和河套之地，再加上在西域的开拓，这是目前的战略重点。由于实行移民实边的军垦政策，边军的粮草大部分能做到自给自足。现在除了北方和旧渤海都护府、黑水都护府，我们的疆域差不多已经恢复到了盛唐时期的版图。过去边军的粮草和物资供应是个大问题，而现在，随着铁路和修建，边地的交通状况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开疆拓土并不再是太大的的困难……”
洛阳皇宫，瑶光殿，作为帝师的王庶和宰相张灏正在给年青的皇帝讲解着中枢最新的北方战略。
在过去，由于生产效率的低下，财赋收入有限，冗官，冗兵，永远都是封建王朝沉重的负担。可是现在，由于税赋收入的大幅增加，整个帝国养活着超过八十万的官员和超过一百六十万的兵员，依然是岁有余财。
甚至各州县的官学和府学逐渐把教师也纳入到官员的体系当中。
在战场上不断地取得胜利也滋长着帝国高层和军方的野心，不过帝国所推行的战略却是稳扎稳打，慢慢向草原上推进和蚕食，一直在小心翼翼的制订计划以避免遭受失败。每一次的胜利都会给给原来懦弱的大宋文人们带来勇气和野心，现在有不少的文臣甚至一直在鼓吹着一鼓作气地覆灭北辽和金国。
可惜的是，军事上的战略这些激进的文臣们说了不算。
枢密院里的军事决策者们经验丰富，相比于喜说大话的文人们，这些将领们所制订的战力更加保守和稳妥，甚至有时候显得有些“懦弱”。
在实力占据优势的情况下，军事将领们反而将抛弃了数千年战争史上所积累的奇谋计略，采取了最为简单粗暴的战略，每一仗都调集足够的兵力，凭借着优势和装备和雄厚的兵力一路碾压过去。
逐渐完善的铁路和公路运输，再加上航运，让兵力的调动和物资的调运变得更加容易。
作为宰相的张灏很少参与战争计划的制订，而且他也希望年青的皇帝把心思多放在国内的建设方面。很明显，年青的李芃对于开拓新的疆土的兴趣远大于国内的治政。
随着太后宣布还政于皇帝，将于共和十二年二月十五举行亲政大典，并昭告天下。
在李岘活着的时候，希望自己在死后骨灰能够分成四份，安葬于华夏的东南西北四极之地，以守护华夏的领土。只不过现在这个愿望到现在还没能够实现，因为赵芸儿的意思是在她百年后，两人进行合葬。
现在，李岘的骨灰被安放在洛阳郊外祭祀的天坛。
二月十五，天坛。
平日里只有少量官员和维护工人的天坛此时显得极为热闹，占地数平方公里的广场上到处是穿着制式公服的高级官员，另外就是手执钢枪，列队执勤的禁军官兵。
旌旗翻卷，鼓乐喧天，被禁军严密警戒的大道上，由六匹白马所拉着的皇帝銮驾由远而来。禁军统领赵枢骑在马上，当前开道，其后是中枢官员的车马，加上宰相张灏，枢密使翟进和谘政使刘文彦，前呼后拥，整支队伍足有数百人。v更新最快//v
车驾到了天坛前，一众官员跟随着皇帝从马车里下来，神色?重地登上天坛。
整个仪式由宰相张灏所主持，在皇帝敬献香火后，刘文彦开始诵读洋洋万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