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的历史可以看成是一部征服史，尤其是武帝中兴之后，周朝历代皇帝几乎无日不战，一直孜孜不倦地向外扩张自己的版图，对于土地的痴迷程度简直堪称异时空版毛熊。
陈琼刚下华山的时候，虽然也偶而听过对于朝廷穷兵黩武的批评，但是感触并不强烈，即使是在刚刚经历战乱的蜀川境内，影响低端人口生活质量的也从来都不是兵役，甚至都不能是赋税。因为高勇主政之后其实并没有减免蜀川的赋税额度，但是在农业合作社的地盘上，曾经将农民压榨得苦不堪言的两税其实完全可以承受，这也是蜀川很多农民宁可抛家舍业也要主动跑到汉中投奔合作社的原因，一方面合作社提高了农民抵抗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在收取赋税过程当中产生的额外消耗。
最起码在有武装工作队的村镇，官吏们没有上下其手的胆量，应该收多少就只能收多少，合作社有专门负责核实各地税收数额的人员，两税期间会明确告知合作社下属的各个生产单元应该交多少税，有什么项目是可以申请减免的，如果合作社的村民申请，合作社还会替村民出面办理减免手续，避免村民在这个过程当中受到压榨。这种作法一度让当地的基层官不聊生，怨声载道。
陈琼在蜀川的时候也曾经打听过这个问题，高勇的回答是，朝廷这些年对外用兵基本上胜多败少，特别是高勇亲征这几年，几乎每一次都是大获全胜，神策军以极的损失摄取大量的利益，并不需要朝廷大量补充，多半还有进益，所以朝廷上甚至有一些官员觉得打仗是个能赚大钱的活，于是比武将们还要支持开片。毕竟对于武将们来，上战场有掉脑袋的危险，对于文官们来，支持开片打赢了有好处，打输也是前线操作不行，简直一本万利。
这也是赵煜后来逐渐依靠神策军，而不是继续上三军轮流出击的传统，主要原因就是用神策军比较省钱，起码比起其它两军来投资回报比更高。
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对于周朝民间的影响就比较了。蜀川还不算是周朝的人口大省，在汉中和成邑附近的平原地带就已经很难找到没有开发的土地了，陈琼当初搞农业合作社可以玩农村包围城市，就是因为汉中平原的人口密集，就算他从远离汉中的地区下手，也不愁拉不起队伍来。
连蜀川都是这样，更不要开发时间更久，开发程度更高的的京畿、河南、河北三道。据陈琼所知，也就是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的河东和陇右诸道人口数量比较少。
但是到了江南之后，陈琼突然发现，朝廷从前竟然从来都没有经营过江南，偌大的江南道几乎就是放养状态，也难怪赵沐要跑，任谁发现自己在朝廷眼里是后娘养的都会心生不满，裘徽到现在下落不明，又没听他被害的消息，多半也是跟着赵沐跑了，只不过裘徽也是世家出身，不敢连累家族，所以才干脆神隐。
可以赵沐能轻易拉拢江南这么多高官，朝廷对江南的态度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毕竟官做到一定的程度，关注的就不只是权力带来的好处了。
如果单纯以提高国力为目地来看的话，朝廷历代皇帝向西扩张的行为很让人迷惑，放着南方的粮仓不开发，一门心思向北向西，把精力放在这些短期内明显没有太大好处的方向上，难道周朝的皇帝们在还不知道工业化是什么的情况下，就已经看中西伯利亚的矿产了？这事出来也没人信啊。
所以听赵煜已经着手准备西征行动之后，陈琼立刻就觉得这位皇帝很不靠谱。毕竟他曾经听高勇过，赵煜本来的打算是用三年时间稳定蜀川，现在才过了两年，也就刚刚足月，他居然就把计划提前了。虽然从前的计划是因为大家都觉得稳定蜀川需要三年时间，但是因为陈琼的介入，让这个过程大大提前了，但是战争这种事，准备时间从来都是不够的，赵煜这么急实在让人费解。
毕竟赵煜春秋正盛，也没听他身体不好，建功立业好像也不必急在一时。
其实仔细想想的话，开发江南和经略西域之间的联系并不大，毕竟两地路途遥远，就算江南开发得再好，西征的物资也不可能从江南调运。
从这个出发点考虑的话，陈琼在蜀川搞工业革命和农业改革简直可以看成为朝廷的西进策略量身定做，也怪不得赵煜从来都没见过他，就对他这么信任，简直就是瞌睡送枕头，冲榜送白银。
陈琼想了一下，这才对程斌道：“我在江南有事要办，九月中旬前不能离开。”
程斌明显很不理解，他是传统文人，对于他来，赵煜是皇帝啊，皇帝最大，他想见你还不够你臭屁的？还有什么是比皇帝召见更重要的事情吗？更何况现在才六月，离九月还早，陈琼去长安面基之后有足够的时间再回来，用这个理由拖延进京的时间简直不可理喻。
可惜陈琼屡召不起那是整个朝廷官场都知道的事，以周朝的风气，这种行为甚至是应该赞赏和鼓励的，就算是皇帝也只能老实吃憋，最多心中不喜，给陈琼封个布衣卿相，从此永不相见，但是绝对不能公开给对方穿鞋，对于皇帝来，这是肯定会导致风评被害的事。
程斌想了想，向陈琼拱手道：“国公可否换个地方话？”
陈琼这才想起来，俩人这还站在猪圈旁边呢，身边除了程斌的随从和运气好赶上吃瓜的善人庄老农，还有不远处哼哼唧唧的七八头猪，如果用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