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雍熙7—9年的人才外流现象，与过往相比，有一个明显的不同，那便是，这一次自发选择的占比很高。
过去，有皇帝引导，或者就是朝廷下制安排，很多人实则都是被动地接受安排，内心未必都是乐意的。
而这一次，情况变化了，是从思想理念开始的变化在这份变化中，大汉上层权贵的观念也在悄然之间发生着变化，一种在历代帝国王朝从未出现过的变化。
别的且不提，至少他们进一步认识到了各封国的“妙用”，挡住外敌，拱卫中央帝国，只是最粗浅，乃至最微不足道的作用，因为一个强大的天朝，是不惧任何外来挑战的。
相比之下，世祖皇帝早年提出的那一套“泄洪理论”，到雍熙王朝的当下，却是越发凸显出来了。
叛乱的百姓，杀了有伤天和，留着仇恨深重，对外转移；犯罪而又罪不致死的官吏，对外流放；天灾之下出现的流离百姓，同样也可以向外迁徙；包括此番“吏制”改革产生的多余僚吏，仍然可以向外输出
似乎，帝国内部出现任何的问题，都找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毕竟，所有的问题都出在“人”身上，一旦解决了“人”，那么问题也就解决了。
而以各封国的承受能力，或许一百年都看不到上限，他们对汉民、对各类人才的饥渴，也是肉眼可见。
至此，可以做一个小结了，进入雍熙时代的大汉帝国，具备一种历代帝国王朝都不具备的特性，而这份发源于世祖皇帝的特性，也很可能对大汉帝国的未来，乃至世界历史的走向，带去一种不确定性。未来的世界，至少在一个“汉统”笼罩下的亚洲世界，历史的发展将更为精彩。
在雍熙九年，大汉帝国还发生了不少大事，比如新一轮的“人口普查工作”的完成。朝廷下诏，要求诸道府州县查察治下人口，朝廷要对大汉人口数量做一个了解。
自从税改完成之后，各地官府实则对人口数量如何，并不是那么地在意，至少不那么在意其数字了，毕竟收税不再以人口作为依据。
因此，曾经即便不那么准确，但始终有个谱的人口统计，也逐渐怠慢了。同时，在过去的十年中，大汉又爆发了一波婴儿潮，就更给人口数量笼上了一层迷雾。
这甚至对大汉的户籍制度造成了破坏，而户籍制度对帝国的统治而言，是何其重要，是绝对不能放弃的一块阵地。尤其在刘旸西巡的过程中发现，一些地方，户籍制度已形同虚设，官府不察人情，不辨丁口。
但恰恰，有一些乡里之间的土豪乡绅，对本地的人口状况，摸得是清清楚楚的，族有族谱，村有村单。
至于为何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乡绅土豪们为何比官府还要积极，不言而喻。不会真以为，当官府克制了，底层的黔首贱民，就能卸下负担，专心生产，幸福快乐地过日子？
有鉴于此，早在雍熙八年，关于全国人口统计制诏就正式发出，诏书中对人口统计的各项要求，清晰明确地标注其上。
这当然也是件繁琐不易的事，但朝廷却有不得不推行的理由，虽然大汉几乎人人都把土地看得很重，但在统治者眼里，人口，尤其是甘于奴役的人口，才是最为宝贵的财富。
统计人口，也是清点帝国“财富”的一个过程，至少人口清楚了，在兵役、徭役的征调上，就能更有数了。另一方面，就像当年世祖私访罗山县时，刘文涣与那愚民辩论的那般，上籍，也是对百姓权益的一种保护，尤其在不以人头纳税的当下。
虽然对普通百姓而言，遇不到清官，告状一般很难告赢，但若籍上无名，那就铁定告不赢
到雍熙九年秋，户部已然就各地上报的数据，汇总得出了一个大概的数字。这个数字未必准确，但全国主客户加起来，突破1亿人，已然成为事实。
单从开宝年算起，也有差不多四十年的时间过去了，整体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突飞猛进的粮食产量，三代人的成长，共同催发了大汉帝国的这一场人口爆发。
而这个结果，让刘旸吃惊之余，还有深深的忧虑，这么多人要养活，何其不易啊！
所幸，还有各大封国，也是从雍熙九年开始，大汉对外移民经商再不设任何阻碍，甚至采取鼓励的态度与政策。
只不过，还是老问题，没有多少百姓愿意走，如果不是活不下去，谁愿意到外边漂泊。但是，雍熙盛世，又怎么能让老百姓活不下去呢？
但不管怎样，雍熙时代的大汉帝国，已经逐渐攀上千年以来封建帝国的巅峰，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
到雍熙九年，大汉帝国上层权力格局又发生了一次巨大变化，这个巨大体现在尚书令的更替。
吕端，这个从开宝年起为相三十多年的老臣去世了，死的时候距离他卸任尚书令不过半月。
对于吕端这样的老臣，后事自然操办得风光，身后名也极尽推崇。而比起作古的老宰相，在世之人更加关心吕端留下的权力空白。
比当初在枢密使人选上的处置还要果决，刘旸直接任命了新尚书令：张齐贤。
至此，张齐贤这个当年于洛阳拦驾“画地献策”的寒门士子，得以将所有功臣勋贵挤在身后，登上人臣的巅峰位置，也成全了与刘旸之间的一段“君臣佳话”。
当然，这份成就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