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性格，那是因为中国的科学体系太高级了。从而产生精英文化，精英们有长期忽视普通民众所需要的物质建设。加上中医太牛逼，导致人口不断增长。
人一多，又缺乏物质生产的扩大化，那么也就造成物质财富的紧缺。为了生存，普通民众只能争夺紧缺资源了，争夺过程中人性就占据了上风，从而压制了灵性。但是统治者又道德高尚，属于先天状态，而老百姓又属于后天状态，这就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法则体现。
西方人的科学体系尽管低级，但是他们的是普通文化，从而重视物质财富的生产，加上西方人古代医学不发达，随便一个瘟疫就死上一大片人，人口一直无法快速增长，也就没有物质上的匮乏问题，因而老百姓不爱去动脑去争夺资源，人性也就未能占据上风，从而使西方的普通民众充满灵性，也比较淳朴。而西方的统治者则十分的贪婪、自私、邪恶，这又是阴阳之道的体现。
战后，中华民国的物质财富不断丰富，老百姓得到满足，不需要互相争夺，灵性也就会慢慢恢复。性格也就更加淳朴、自然。
相反，西方人的战败，导致物质财富的减少，未来西方人内部将为了生存而用尽各种进行社会资源的争夺。那些不爱动脑子去想这些的普通民众，就会发现日子越来越难过了，这时候也就只能去争了。脑子一开动，人性就占上风了，各种道德败坏的问题也就随之出现了。
当然，中国这种人性占上风的问题，也和文化信息量太大有关系。信息量一大，人学的东西多了，自然也就进入后天状态了。也就不够淳朴了。但中国的文化是精英文化，学得精通的人，也可以进入先天。因此中华民国在教育方面，高等人才培养都是培养偏才，只要精通一个领域就行，甚至是一个领域内还进行各种分工。不能成为高等人才的学生，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信息量灌输，并适当学习道家理论，以免破坏他们的灵性。
学习，这是一种人类发展所产生的负担。原始社会根本不用学什么，但科技越发达，学的东西越多。尽管不可能无限增长下去，因为根据物极必反的定律，信息量一旦到了一定规模的时候，必然会出现能让人不用学就能掌握知识的科技。
很多时候努力学习是为了自己，还不如说是为科技社会承受压力而浪费十几年的时间。
因此中华民国没必要搞这些。那些复杂又没有创新的重复性产业，就交给其他国家发展。就像是山姆帝国后世将软件开发交给印度人去搞一样，先由山姆帝国搞出软件最有技术的那一部分。然后再把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交给印度小工去搞，从而减少对本国民众的精神摧残。
技术开发也是如此，后世山姆帝国的科研体系当中吸纳大量亚裔。这些亚裔成绩好，但是灵性不足，于是一些繁琐的工作就交给这些亚裔科研人员去负责完成。而山姆帝国的科研人员则负责用他们的灵性去进行创新。
中华民国此时已经丢掉了古代的发展方式，社会进入后天科技模式，因此统治者的高尚品德与民众素质参差不齐的状况将会慢慢颠倒过来。但又不会完全颠倒，因为传统文化毕竟还是存在的，精英文化的存在。使统治者再怎么烂，也不可能太差。时不时的总会冒出一些为万民着想的统治者。
而民众习惯了自宋、明、清商品经济所形成的上进性格不可能完全消除，上进就要努力。努力就要动脑，动脑越多，学得越多，也就失去灵性了。
上层社会。与普通民众。都将慢慢进入一种平衡的状态。
最淳朴的社会，自然也就社会主义了。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也将进入社会主义制度。如后世的瑞典，就已经开始给民众发工资了，变相的进入了**社会。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实际上也是先天与后天的一种对立。当一个资本国家，民众物质得不到满足，争到极点就物极必反。从而进入先天社会模式，也就是社会主义。而一个资本国家。民众物质丰富到极点，民众都不争的时候，则同样会慢慢进入先天社会，同样也是社会主义。
中华民国慢慢发展到一定程度，同样也会进入社会主义。
因为上进的人毕竟不是大部分，普通民众天赋普通，不是谁都能有那么上进。而中华民国的统治者毕竟有传统文化的影响，本身就是向先天靠拢的。统治者与普通民众都向先天靠拢，那么也就必然会在积累至一定程度时进入社会主义。
此时大战结束，江渝已经在为社会过度到社会主义进行铺垫。
物极必反的进入社会主义是一种跳跃式的发展，不具备物质基础，最终又会变回资本主义，从而进行物质财富的积累。然后才能再次进入社会主义。
中华民国此时依旧是资本主义，而且还在不断的积累着物质基础。但物质基础到达一定程度时，就可以进入社会主义了。这将是中华民国发展的大潮流，非人力可阻挡，因此江渝从未考虑过要一直让财团的财富私有化。
发展到一定程度，财团必然要国有化。提前是科技能发展到一定程度，让社会主义的体系运作能受到民众的透明监督。也就是交通、通讯等技术必须发展到一定程度。同时物质财富的生产能力也必须达到一定程度，从而才能多到让人们都不争的程度，才能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