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之杨侗，宛若气势如虎、睥睨天下的曹操，可后来屡屡被东吴、蜀汉反攻，赤壁之战的损失惨重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曹魏上下杀伐半生，这股气势一泄，便沉浸于安乐之中，失去了以往奋进之志。反观生活在曹魏的威压之下的蜀汉、东吴，他们总是有一股焦虑感，总是拼命驱赶自己走向强盛，气势和争胜之心在此消彼长之下，反攻之事自然也就越来越多。”见李渊面色苍白，害怕之极，陈叔达便拿三国之事前来安慰。
刘文静也说道：“巴蜀易守难攻，只须派遣善战之将居中调度即可无碍，而身为大唐核心所在的荆襄才是重中之重，微臣以为他们是要把巴蜀之军拖在巴蜀，无法支援荆襄，不过我们虽然不能调巴蜀大军，但是晋王在夷陵的七万大军，至少有五万人可以随时调动，这五万军不管是投向巴蜀也罢、投向荆襄也好，甚至还能以围魏救赵之策反攻南郡，在舂陵军的掩护之下，占领沔阳、江夏、永安、安陆、义阳和汉东等郡。所以微臣再三劝说圣上在夷陵组建第二道防线，原因就在于此。”
如果说陈叔达的话给了李渊一点安慰，那么刘文静的反攻设想，却让李渊心生厌恶，他猛然起身，怒道：“疆土丢了，至少还有军队，军队丢了，一了百了。五万新兵能占领南郡、沔阳、江夏、永安、安陆、义阳和汉东？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朕也打仗过，不是不知兵事的蠢货。”
刘文静吓得不敢再发言，归根到底，还是皇帝让杨侗打怕了，已经失去进取之心，现在不但不敢打，甚至挑战杨侗的底线都不敢。
李渊似乎到自己的语气不好，叹息了一声，缓缓的说道：“朕也想扩军百万、也想反攻，恨不得明天就可以收复关中、收复并州，打到洛阳…但是我们没有钱粮、没有人口…朕能怎么办？现在我们只能稳住一阵子，把军队训练强大了再说反攻之事。”
他见李元吉向自己不断的使眼色，顿时脸一沉道：“有话直说，是否合理朕会做主！”
李元吉上前一步，道：“父皇，荆襄和巴蜀并非没有人口，并非没有兵源，关键是看父皇能不能下决心。”
李渊皱眉道：“哪来的兵源、人口？”
李元吉恭恭敬敬的说道：“父皇，在大业大乱中，北方大地遭到极大破坏，大量人口逃离战乱之地，南阳平原人口最多的时候就有四百多万人，这里是吃人魔王朱粲主要活动的范围，在他的破坏之下，百姓纷纷四散而逃；当时李密和王世充又在大战，而萧铣治理的荆州却比较安静，于是百姓主要都是逃到了襄阳、舂陵、房陵等郡。而巴蜀，也接纳了很多关中流民，可是据儿臣所知，这些人始终没有登入官籍之中。若是我们效仿隋文帝，在荆襄和巴蜀严厉的执行‘输籍法’，怎么说也能获得两三百万人吧？人有了，税赋、兵源不用愁。”
一番话说得李渊怦然心动。
这个‘输籍法’是隋文帝制定各户等级和纳税标准的办法，他利用这一手段搜括隐藏户口，以防止百姓逃税和抑制士族、豪强占有人口，从而确保朝廷收入，加强集权
当时的天下经过几百年动荡，使户口隐漏日趋严重，世家大族、豪绅富户荫蔽了大量无地或少地的百姓，朝廷直接掌握劳力极少。尤其是打来打去的北方，由于有未婚者只缴一半租税的规定，致使地方户籍出现了一家只有一人的登记情况。有的世家门阀，一户之内藏匿数百家，人数多达十多万，朝廷赋税收入因此而锐减。此外，不少百姓为了逃避繁重的赋税徭役，或在法定服役年龄弄虚作假，或是隐瞒户口。这些现象严重影响朝廷的赋税徭役，削弱了朝廷的力量，同时也使均田制很难付诸实际。
文帝先在北方清查户口，整顿户籍，编制“定簿”，以此为依据来收取赋税。仅在开皇三年这一年，就清理出包括五十万丁男在内的一百六十多万人。
开皇五年，尝到甜头的隋文帝在全国大索貌阅，核点户口。所谓“大索”就是清点户口，对在籍编户成员的姓名、出生年月、相貌和身体特征都详细记录在册；所谓“貌阅”，则是将百姓与户籍上描述的外貌一一核对，验明正身。规定凡出现户口不实的情况，地方官吏里正、保长、党长要被流放，处罚相当严厉。同时又规定凡堂兄弟以下亲属同族必须分户，大大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壮大了隋朝国力。
但大索貌阅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世家门阀和朝廷争夺人口的现实，只要朝廷有赋税徭役，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有所好转。在这种情况下，文帝采纳了高颎的建议，实行了“输籍之法”。即由朝廷制定“输籍定样”（划分户等标准），每年正月五日县令派人出查，令百姓五党（五百家）或三党（三百家）为一团，以“输籍定样”标准重新划分户等，以作为征调赋税、力役依据。由于朝廷规定的赋税、力役远低于世家门阀对佃农的剥削量，致使许多依附在世家门阀的佃农纷纷脱离，主动向官府申报户口，领走国家发放的土地，按规定纳税服役，成为朝廷的正式编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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