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知道朝廷的苦衷。只是我们现在完全就是在按照隋朝既定的部署来走，如果这么继续被动下去，我怀疑成都城那几万士兵也要被迫分到各处战场，要是某处战场一失败，隋军就能轻易拿下成都城了。”张士贵叹息一声，接下来说出了自己的主张：“其实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全部退回蜀郡，集中我们和侯君集、翟长孙的兵力，在蜀郡平泉、新津一带和隋军打上一场大决战，这总比被隋军一一吞食的好，而且我们至少还有五万的胜算。”
言下之意十分明显，反正李唐王朝都要玩完了，何不轰轰烈烈进行一场豪赌？
赢了的话，李唐王朝还有一线生机。败了，则是一了百了，只不过是把时间提前了一点而已。
虽然没有明说，可元仁师却听出这潜下之意，苦笑道：“可是太子殿下显然不同意，而且就算太子答应了，朝中重臣恐怕也不答应。毕竟现在的朝廷，人心各异呐。”
“问题就是在这里了。”张士贵点了点头，想了一会儿，忧心忡忡的说道：“老实说，我并不担心资阳、隆山这边，我和侯将军、翟将军都有足够粮食、兵力，大不了我们通通坚守壁垒，不出去和隋军作战。我担心的是窦相国所负责雒县和九陇，他的军队既有不历战事的新兵，还有桀骜不驯、军纪败坏的吐蕃人、青羌人，这些人能否听从号令？能否敌得过杨侗为首的精锐隋军？如果窦相国败了，杨侗就能兵困成都城，利用骑兵之利一一猎杀支援成都城的军队，余者诸军则是趁机掩杀而来。”
“杨侗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各路人马加大了围堵力度，以迫使太子把军队不断的调离成都城，大总管觉得呢？”元仁师不太肯定的说道。
“元司马这话说错了。并非是杨侗意识到了这一点，才加大围堵力度。其实我们的处境是杨侗刻意安排所致，因为他十分清楚我们的弱点在哪里？”张士贵纠正了元仁师的错误，又指着地图上的雒县向他分析道：“你看，杨侗现在驻兵在雒县已经有了不短的时间了，可是他并没有和窦相国决战的意思，甚至连像样强攻都没有。而李靖、沈光、薛万均、苏定方等人的表现也是这样的散漫。由此可见，杨侗所采取的战术是把成都城的军队调走干净，然后以逸待劳、养精蓄锐的各路人马，对我们各支军队发动雷霆万钧之势，现实分而食之的战略目的，最后再轻易收复高大雄伟，却已经没有兵力的成都城。”
正如张士贵的判断，杨侗确实是打算把成都城的军队一一调到前线，不过是不分而食之，而是以便李渊发动军事政变，让数目众多的李氏宗亲在内斗之中死去，倒不是他有足够证据来证明‘李渊一定发动军事政变’，但一个从成年之日起、就为造反作准备的人，岂是甘心失败、安于现状的人？更何况他还有翻盘的力量，如果外部环境适合，有九成可能会武力夺取，他不是为了执掌权力，再和隋朝打，而是为皇帝、父亲尊严战。即便李渊没有干，但杨侗把唐军调出成都城之举也不是无用功，因为谢映登和李大亮已经潜入成都县境，同样能为二将提供夺城的便利。
虽然隋朝可以在正面战场上干脆利落的把这场悬而未决的战争结束掉，但是天下一统的战争，并不仅是把表面上的敌人歼灭、降服就完了事，更多是要为以后考虑。
不出意外的话，这场牵一发而动全局的战争结束以后，只要他杨侗在世一天，国内就没有大内战暴发，这固然是好事，但也使敌人摇身一变，以降将、降臣的名义变成大隋的“自己人”而这类人不仅仅是头脑灵活的聪明人，还是家财万贯、良田万顷、权势涛天的人上人，他们之所以纷纷参与到乱世之争，是因为他们不满足现状，企图通过战争，以开国功臣的名义，博取更多本来不属于他们的东西，而现在选错了效忠对象，使他们失去一切，一下子从高高在上的云端坠落到尘埃。
这类本身就不安分的人，显然是不会安现状，也不愿过贫困潦倒的日子。
怎么办？
自然是破罐破摔，并利用聪明头脑在暗中搞大事。
朝廷明明知道他们不安分，但是在没有真证实据之前，朝廷也不好妄加惩处，虽然也可以用“莫须有”的罪名诛杀干净，但杀这些人容易，对天下百姓的影响却是巨大。所以这一仗，更是为以后的安稳打，而不是统一，最好是以消灭敌人的名义，把他们通通杀死在战场之上。
当然了，张士贵并不知道杨侗的险恶用心，他又思索一会儿，毅然对元仁师说道：“我还是要劝太子出兵，就算不答应退到蜀郡进行大决战，也应该从派兵从金渊方向对苏定方所部施压，好让我和侯将军有所作为，要是我们吃了一部隋军，就能改变这种被动局面。还请元司马再次入京，向太子殿下陈述我的用意，也希望朝中大臣以大局为重。”
“卑职领命。”元仁师见他尤不死心，只好无奈的应了下来，离开大帐之后，在一队亲兵的护卫下，匆匆忙忙的朝成都城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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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单是张士贵对李世民的被动防御有了置疑、不满之意，便是李唐王朝朝堂上的文武大臣，也因为一连串不利消息的传来，对这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