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张角师从于吉
黄巾起义是东汉末年一场动摇汉朝统治基础的农民起义，因为其强烈的宗教色彩，使得张角的身份非常特别。他既是太平道的宗教领袖，又是黄巾起义的发起者。所以在写张角这个人物的时候，通过张角的家庭遭遇来描写桓、灵二帝治下的民生。再通过拜师学艺，来阐述黄巾起义的宗教性。在历史记载当中，张角是通过太平道来发展信徒的，太平道所秉承的宗教观点又来自东汉末年一部道教著作《太平经》，此经书的作者乃是当时一位著名的道教人物——于吉。
张角是否师从于吉，虽然史书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还是能找到些蛛丝马迹的。《后汉书皇甫嵩传》曾记载：“初，钜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其中“大贤良师”的称号恰恰来自《太平经》中的一句话，“众星亿亿，不若一日之明也；柱天群行之言，不若国一贤良也。”至于其传播的宗教思想也完全与太平道吻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张角与于吉的关系。
张角掌握《太平经》无非两个渠道，其一，得到了相关书籍，自学成才；其二，由于吉言传身教。至于哪种可能性大一些，《后汉书襄楷传》记载：“初，顺帝时，琅琊宫崇旨阙，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青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藏之。后张角颇有其书焉。”一部几乎被禁止的书籍能够落到当时还是普通人的张角手上，其概率能有多高？而且在书籍尚未普及的汉代，就算张角得到书籍，想要读懂书中的内容未必是件容易的事情。
关于于吉，裴松之注《三国志》引《江表传》有这样一段记载：“时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其中“往来吴会”，是不是因为张角的缘故而去江东避祸，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
所以第一节就写了两件事，一个是东汉末年的民生，另一个便是张角学道的过程。
第二节汉灵帝刘宏对太平道的上位
从这一节开始，是为黄巾起义以及后面的十常侍之做铺垫，一个是汉灵帝刘宏对太平道的纵容，另一个就是何家与十常侍的关系。
刘宏纵容太平道参考《资治通鉴卷五十八》，“太尉杨赐时为司徒，上书言：‘（张）角诳曜百姓，遭赦不悔，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讨，恐更骚扰，速成其患。宜切敕刺史、二千石，简别流民，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赐去位，事遂留中。”
太平道从开始传播到黄巾起义爆发，前后间隔十六年。若不是刘宏无视民间疾苦，不可能酿成如此大祸。所以通过杨赐的奏疏，引出弘农杨氏，以及东汉末期士大夫们联合形成的政治团体。也为后来以何进为代表的外戚集团，以张让为代表的宦官集团，以及以袁隗、袁绍、袁术为代表的士大夫集团的多方斗争埋下伏笔。医宠帝王欢
刘备的老师卢植曾有一段时间因为身体原因不在朝中，《后汉书卢植传》记载：“熹平四年，九江蛮反，四府选植才兼文武，拜九江太守，蛮寇宾服。以疾去官。”
熹平四年（公元一七五年），是曹操杀了蹇图被调往顿丘当顿丘令的一年。考虑到三年后，公孙瓒已经威震塞外。历史的真相应该是，卢植在家修养的时候兼职教书，刘备与公孙瓒在这一时期成为同窗好友。
而在小说中写刘备在洛阳与曹操擦肩而过，主要是为两个人宿命中的对决做一些铺垫。此时的刘备完全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他的所作所为根本无法影响到历史的进程。
第四节关于周瑜的家族以及何进的上位
周瑜对于三足鼎立之势的形成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也是孙氏能够占据江东的关键人物之一。黄巾之乱爆发时，周瑜还是一个不到十岁的孩童。在历史当中，周瑜正式出场是孙坚讨伐董卓的时候。
《三国志周瑜传》记载：“初，孙坚兴义兵讨董卓，徙家於舒。坚子策与瑜同年，独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无通共。”
这条记载直接表明了周瑜的家族在董卓火烧洛阳之前，举家迁回故乡避难。能带领周家脱离险境的应是周瑜的父辈，这个主持大局的人很有可能就是周瑜的父亲，曾担任过洛阳令周异。为了让小说更有层次感，考虑到周异的官职，就把周异作为从唐周口中获悉太平道即将起事的第一位官员。
何进论才具是不足以胜任大将军一职的。黄巾起义爆发，此时何贵人已经被封为皇后。按照汉朝的传统，皇后家中的成年男性多出任军中要职。为了制衡带兵出征的士大夫们，以屠户出身的何进被刘宏赶鸭子上架，强行代理大将军一职。这也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何进因为能力不足直接导致自己身首异处。
《后汉书何进传》记载：“中平元年，黄巾贼张角等起，以进为大将军，率左右羽林五营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镇京师。”
在平定黄巾之乱的过程中，何进唯一的“战功”就是解决了马元义，但是这又是因为唐周的密告。在抓捕马元义的过程中，根本没有大的军事冲突。
《后汉书何进传》记载：“张角别党马元义谋起洛阳，进发其奸，以功封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