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的出逃虽然只是一出闹剧，但是它却完全改变了国家的局面。在此之前，虽然社会上有一些人，比如马拉在极力地攻击国王，但在议会中，温和的一派还是明显的占据了上风的。尤其是在国王对着宪法宣誓之后，更是如此。事实上，在那个时候，就连激进的罗伯斯庇尔和丹东都在朝着路易十六高呼万岁呢。那时候，激进和温和的区别不过是些技术性的差别，比如应不应该让教士对国家宣誓效忠，应不应该采用民主选举的方式来挑选主教什么的。但在路易十六逃亡事件之后，情况一下子就变了。
在发现国王逃往之后，拉法耶特立刻宣布国王是被“国家的敌人”绑架的。这个说法一度倒是骗过了不少人。然而，不久之后，人们就在王宫里找到了国王留下的一封信件。在那封信中，国王宣称，自己是被绑架到巴黎的，在1789年7月之后，他签署的一切文件都是出于被迫，因而都是无效的。
这封信被发现的时候，拉法耶特正在安排“解救”国王，以及其他的善后准备的事情。（事实上，他也没想到，他们居然还能把国王抓回来）所以来不及封锁消息，结果一转眼的功夫，这封信的事情就弄得人尽皆知了。虽然此后拉法耶特极力声称这封信是伪造的，是国王被绑架者胁迫下写的。但是这样的解释在国王一行回到巴黎之后，立刻就失去了任何的说服力。因为在国王逃往的队伍中，除了国王之外，就只有一个马夫是个成年男子——这说明国王根本就不是被人胁迫的！
不过政治的奥秘很多时候就在于睁着眼睛说瞎话上面。虽然明知道国王从本心上是反对革命，反对立宪制的。但是对于国会中的不少议员来说，维持立宪制，却依旧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所以这些人便装着不知道国王反对革命，不知道国王反对立宪制一样，继续支持立宪制，维护国王。
但国王在民众中的威望却完全被这件事情毁掉了。愤怒的民众砸坏了和王室有关的各种东西。街上的那些和鸢尾花（波旁王朝的标志）有关的东西要么被砸了，要么就用东西蒙上了。因为议会中大部分的议员依旧支持君主立宪，所以底层的老百姓们便将生活不如意的愤怒转向了他们。在他们看来，这些人和国王沆瀣一气，欺压人民。正是因为这些人，在革命之后，人民的生活才没有得到哪怕一点点改善。
这种愤怒其实一直都在，只是因为两个原因，这愤怒才像岩浆一样潜藏了起来。这两个原因中的第一个是他们对国民议会的期待，他们在那个时候还相信国民议会能代表他们的利益，正在为他们说话，只要耐心的等待一下，好的日子就一定会到来。然而这段时间以来，这种耐心却在不断地被消耗。
在议会通过的《1971年宪法》中，便依据财产状况的不同，将法国的公民分为“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法律规定只有纳税数量达到一定的数额的人才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才是积极公民。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依据财产来对公民的权利进行限制）就在国王出逃的几天前，议会刚刚通过了著名的《列沙白里哀法》。依据这一法律，严禁工人组织工会和举行罢工，违者处以500里弗尔罚款，剥夺公民权1年，为首者罚款1000里弗尔，判刑3个月。
这些法令不但没有维护最底层的利益，反而增加了对他们的束缚，这自然迅速地消耗掉了底层民众对他们的信心。
至于第二个原因则是这些民众缺乏领导者。
但是国王的出逃却将这两个问题都解决了。国民议会此前的的举动，在再加上国王出逃事件的影响，让议会在底层人民心中的地位大幅下降，可以说，如今的国民议会，已经失去了底层百姓的信任。
而国王出逃事件之后，底层人民的示威活动，也让一部分激进的议员看到了新的机会。他们敏锐的注意到，一旦他们站到底层民众那边，就能获得很多的政治资源。布里索、博纳维尔和孔多塞公开表示法国应该考虑采取共和制。
于是，各种事情就都多了起来。
不过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似乎并没有影响到约瑟夫和拿破仑。相反，因为战争的可能性正在增加，所以他们的事务反而更加匆忙了。新建立的军队被排着队安排和他们进行对抗演习，在这些演习中，拿破仑不止一次的用各种偷袭、火炮伏击之类的招数让他们溃不成军。以至于仅仅只是一名少尉的拿破仑，在巴黎的国民自卫军中居然出了名。
但是很快，一件突发的事情却又一次的打乱了约瑟夫的工作。
16日这一天，议会正式宣布，国王和王后无罪，他们是被劫持的。当然，议会也装模作样的宣称，他们将严惩那些“劫持”者。
这样的决定激怒了那些无套裤汉，17日，在一些共和派人物的带领下，一群无套裤汉前往市政厅附近的战神广场示威。在那里，他们遭到了拉法耶特带领的国民自卫军的镇压，伤亡惨重。
对此，拉法耶特解释说是那些暴徒首先向维持秩序的国民自卫军发起了攻击。而国民自卫军是在市政厅上挂出了红色的旗帜，并且在三次向那些暴徒发出警告后，才开枪射击的。（依照此前议会通过的法令，市政厅在平定暴乱之前，需要先展示红旗，然后三次发出警告，才能使用致命武力。）但那些共和派，以及无套裤汉们则指责拉法耶特在说谎，按他们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