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李逢春出奏日：“东厂不可信，难道这个晋省的官员和边将可信？八姓蝗商为建奴输送物资，这么大一件事，当地官员，这会无人知晓？这只能说明一件事，他们己烂透了，己被人全部收卖了。”
这个李逢春这么严厉的指责，许多人都觉得不爽，当地官员全被收买，意味着朝廷有司的失职，这个韩爌道：“李大人，没有证据的事请慎言。”
李逢春顶道：“怎么慎言？朝廷司法部门查的，出具证据的事都说不可信？那什么才可信？晋省的行商没出路，就要将这个物资卖给建奴，然后在辽东占我们的城市，屠杀我们的百姓？然后朝廷再每年征集五百万两辽响，数十万大军去征讨？”
韩爌道：“李大人如果稍有认识，我应该知道互市是晋省边境和平的基础，这受灾的蒙古诸部没有物资外充，必定会南下扰边，这战事一起，损失的人命和物资可就不止于百万了。”
李逢春道：“这大明边军，难道是纸糊的，吃干饭的？他们敢来，边军就应该打，难道我大明天朝上国，连卖不卖东西给他们，还要他们同意？我大明可不是赵宋，这蒙古也不是金国。”
这番话完全是无视现实，只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自我陶醉，韩爌对于这样的人不知该怎么说才好。
这韩爌在此事上持反对立场，并不是他收了钱，而是此事在当地有害无利，这会造成内无生意可做，外有穷疯人了的蒙古人靖边，加上东厂缇骑四出，在当地杀人放火，搜捕官商，造成人心惶惶，民怨四起，晋省乃是京城之肩，一旦有事，京城首当其冲，当地己有大批民众蹿连，准备上京城告御状。
韩爌是相当无语的，这东厂在干什么，完全是在捅马蜂窝呀！
这时，皇帝朱由校道：“晋省封边，后果如此严重，然经济封锁建奴，不向沈阳之北输送一针一线，这是国策，着大理寺卿聂大人以钦差大臣，赴山西查明八姓蝗商私通建奴及东厂不法之事，另请与当地贤达共商如何重开榷场，前提是确保物资只能用于蒙古，有一粒粮食一针线流向辽东，立即叫停。国朝善侍商人，税收之低，历代之冠，然而封边一日，就四起鼓噪，这商人果然是无情无义只重利之人，朝廷一向藏富于民，而今国进民退，却宁死不从，无视朝廷之难处，无视百姓之生死，仕农工商、龙虎狗鼠，敕令都察院十三道御史，明查暗访，朝廷官员家中有从商的，一律劝退，不得有误。”
皇帝在发怒，下达了两道具体的指令，群臣们再也不敢争，照命而行。
只有这个聂正叫苦不迭，他知道这里面的水很深，干系有多大，等于得罪了山西大多数官员和将领，干好了不会有奖励，但干不好，随时会丢官。
这个东厂缇骑在山西边镇，大肆的搜捕杀人，却要他去擦屁股。
在这件事之上，分明是皇帝本人在推动，偏偏却没有向他交待事宜，这是把他边缘化，当枪使呀，放火上烤呀。
米柱对这时代的官员表示极大的失望，他们一方面与建奴死战，另一方面则是放任商人们与建奴通商做生意，以这些人的精明，不会看不出这其种的危害，只看他们只要皇帝一收税，他们就拼死反对，简直是油泥鳅，比鬼精，这应该是朝廷是大家的，银子却是自己的，千里为官只为财，只要有钱挣，他们不会在乎任何事，这才是关键。
建奴第二代领导人在决定双方命运的松山大战之前，双方屯兵数十万，陈兵于松山一线，展开血战。他没有忧虑这前线传来某旗某营兵败的消息，而是担心明廷突然下令，封锁边关，禁止商旅往来，在这个兵凶战危，大雪纷飞的时刻，范永斗的商队冒着风雪严寒而来，送来了皇太极急需的一切，情报、粮食、衣物，应有尽有。
建奴定鼎天下之后，顺治帝没忘为入主中原建立过赫赫功业的八大商家，在紫禁城设宴款待，并赐给服饰。顺治还要给他们封官赏爵，八大商家受宠若惊，竭力推辞。于是，顺治便将他们封为“皇商”（籍隶内务府）。
范永斗被命主持贸易事务，并“赐产张家口为世业”。其余七家，亦各有封赏，从此，范永斗等取得了别的商人无法享有的政治经济特权。
他不但为皇家采办货物，还借势，广开财路，漫天做起买卖来。他除经营河东、长芦盐业外，还垄断了东北乌苏里、绥芬等地人参等贵重药材的市场，由此又被民间称为“参商”。转眼，范永斗成了拥有数百万之富的大皇商，为八大家中之佼佼者。
这就是民间常说的泼天的富贵，如非天大的功劳，会有此封赏？这八大蝗商不灭，大明迟早必亡。
所以这米柱派出旗下大将王天正，去山西，将一帮无耻之徒，一网打尽。
米柱授了权：“找到了证据后，不必有任何顾忌，往大里搞，最好把天捅个窟窿！闹得越大越好。”
一开始，这个王天正是不敢去的，一直至这个米柱亮出了一张底牌了才心动，米柱为什么会放任李天华、王天正、孔德兴沆瀣一气，干那些目无君父的无耻勾当？还不是要拉这个人下水，让他下死力。
要说大明朝这几十年的金融中心，山西说第一，没人敢说第二。从一百多年前，晋商就是全国资本最雄厚的商人群体。
要知道，自唐以后，经济中心逐渐南移，山西、陕西等地逐渐凋敝。明代更是地贫民饥、战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