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点看书>军事历史>龙兴华夏>第一百三十一章 朝议

恭亲王的声音虽然不大,但大殿里的每一个人全都听得清清楚楚。

“此事万万不可!”大学士倭仁的声音高高的响起,“天朝体制,从来都是四方蛮夷在我京师设置常驻使节,岂有天朝派遣使节为蛮夷之邦酋首道贺的道理?”

看到倭仁迈步出班,恭亲王心下冷笑,象是知道他会第一个跳出来,但并没有说话。

“夷人吾仇也,咸丰十年,庚申之变,创深痛巨,此仇何能一日忘记?”倭仁大声道,“而今竟要遣使通好,此事传出,必为天下所笑,人心由此丧尽,还请皇太后皇上收回成命!”

“倭大人所言,甚是可怪。”文祥的声音响了起来,“不和夷人通好,难道还要和夷人开仗不成?”

文祥的一句话便将倭仁噎在了那里。

“真要开仗,是不是倭大人还要学胜保冲锋陷阵,替皇太后皇上断后,然后再来一次焚园之祸?”文祥厉声道,“倭大人,夷人求通好,你却在这里煽风点火,欲起衅端,你是何居心?”

“你!……”倭仁一时为之气结,他没想到文祥会在这里挑他的毛病,一时偏偏又说不出反驳之词,只是一个劲儿的在那里气得发抖。

“文大人言重了,倭大人的意思,是不可遣使去法,坏了朝廷的仪制。”大学士宋晋出班道。

听到宋晋一句话避重就轻的给倭仁解了围,而且把矛盾一下子便转到了朝廷外交上的“死穴”——礼制问题上来,恭亲王的心里暗生警惕。

中国传统王朝以儒家学说为立国之本,其政治学说的核心便是“礼治”。清朝自关外入主中原,对“礼治”传统的继承,成了其统治合法性最重要的来源,自然,在礼仪方面的“刚性”也就较前代更强,可供回旋的余地更小。

外国对清朝礼治传统的挑战,始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马戛尔尼来华。朝贡体系下,清廷自视为“天下共主”,马戛尔尼们所寻求的却是平等外交下贸易条件的改善。主管藩属事务的礼部的办法是按照“朝贡”体系的需要,在翻译的时候,擅自篡改人家的外交文书。

文书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意思乱改,反正“夷人”也看不懂;但真到了需要“夷人们”三跪九叩中国皇帝的关头,却总不免露出马脚。但文字游戏还是要继续玩下去,马戛尔尼使团以谒见英王行单腿下跪的礼节,谒见了乾隆皇帝;清方文献却堂而皇之的记载:使团正使“行礼如仪”。但嘉庆皇帝则不像他父亲那般满足于文字游戏,阿美士德使团不肯对他三跪九叩,他就把他们赶出了中国。

而到了道光咸丰年间,在西方的冲击下,中国国势日衰,而这种可笑的自尊心却表现得更为强烈,如皇帝决不见不行跪拜礼之夷人,就成了不可触犯的铁则。

作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产物,中英《天津条约》第三款规定:英国乃自主之邦,与中国平等,大英钦差大臣作为代国秉权大员,觐见大清皇帝时,遇到有碍国体之礼,决不可行。必须统一使用英国使节拜谒其他国家元首的统一礼节。基于条约的“最惠国待遇”性质,这本来意味着西方国家以近代西方平等礼仪觐见清朝皇帝,已经以条约的形式获得了解决。但各国使节们很快发现,付诸实施却成了大问题。直到1858年《天津条约》签字之际,咸丰皇帝还念念不忘:“一切跪拜礼节,悉遵中国制度,不得携带家眷”。他担心的是:一旦允许西方使节以西礼代替跪拜觐见,天子颜面尽失,将“何以为天下共主”?

咸丰皇帝的担心,其实集中代表了中国传统士大夫们的“礼治”思想。

到了1860年,英法联军自天津攻入通州。咸丰皇帝对联军提出的八项议和条件无不应允,唯独对英方提出的国书须“亲呈大皇帝御览”这一条表示“万难允许”。他指示前方负责谈判的怡亲王载垣,称:“国体所存,万难允许。该王大臣可与约定,如欲亲递国书,必须按照中国礼节,跪拜如仪,方可允行;设或不能,只宜按照美、俄两国之例,将国书赍至京师,交钦差大臣呈进,俟接受后,给予玺书,亦与亲递无异。现在抚局将有成说,不值因礼节而决裂,设该夷固执前说,不知悔悟,唯有与之决战。”

结果因为谈判失败。英法联军迅速兵临北京城下,火烧了圆明园。咸丰皇帝匆忙逃往热河,将残局留给了恭亲王奕忻。然后是签订新的《北京条约》,联军收获了大量的物质利益,但仍然撼不动咸丰皇帝对跪拜礼仪的坚持,只好暂时放弃。

此时远避热河的咸丰皇帝伤心欲碎——“此次夷务,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若复任其肆行无忌,我大清尚有人耶?”,他不愿意返回北京,因为“夷人”仅仅是暂时退去,他们拒绝行三跪九叩之礼,并想谒见自己亲递国书的念头还没有打消。他在诏书里疾言厉色:“若不能将亲递国书一层消弭,祸将未艾。即或暂时允许,作为罢论,回銮后,复自津至京,要挟无已,朕唯尔等是问。”

此年12月,恭亲王从英、法两国公使处取得了不再坚持入觐的保证。但咸丰仍心存疑虑,不愿回京。次年8月,咸丰病死于热河,终于实践完成了自己“决不见不行跪拜礼之夷人”的诺言。

此种情形下,英国政府也只好做出退让,决定不再坚持入觐问题。英国外交大臣于1861年1月9日训令英国驻华公使,命其不要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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