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福成写好了奏稿，仔细看了两遍，感到确实再无可更易一字，才交给了李鸿章观看。
“叔耘妙笔，果然能尽我心中所想。”李鸿章看完了这篇名为“海防筹议折”的文章，抚掌赞叹起来。
在这篇洋洋数万言的文章中，薛福成遵照李鸿章的设想，构画出了一幅宏伟的蓝图。既为建军自强制定了方略，又为今后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奠定了基础。
“来！来！叔耘，咱们两个，喝一杯庆贺一下！”李鸿章高兴地说着，喊过了仆人准备酒食。
李鸿章知道，京城的那些王公贵戚、军机大臣无论是谁，也拿不出这么周全的办法！
而薛福成遵从自己的意思，把这篇文章写得浅显明白，通俗易懂，只要是粗通文墨之人，看了都能够明白。
之所以如此，李鸿章的目的，是为了能让那两位居于深宫当中的女人，能够完全清楚地明白他说的是什么！
为此，并不好饮的他，如何能不得意地“浮一大白”呢？
“呵呵，不知那林鲲宇，会不会写得如此文字。”薛福成笑道。
此时的薛福成，心里很想知道，如果是林义哲来写这样的文章，会不会也是用如此通俗易懂的办法。
“林鲲宇定是也会如此写的，只是他的文笔，比不上叔耘，不似叔耘这般大巧若拙。”李鸿章笑道。
不多时，仆人送来了一壶暖酒，数碟小茶，一盘点心，李鸿章便招呼薛福成对饮起来。
几樽酒入喉，李鸿章便又陷入到了沉思之中。
他深知，朝内对此当然必有异议。为此，他还给总理衙门中除恭亲王外的另一位实权人物——文祥，写了一封言辞诚恳的私信。称自己“身任其事，未便自匿”，以显示一派忠君报国之心。
他也在猜测，朝中肯定会有人跳出来反对自己。这“反诘之声”究竟会出自谁的嘴巴呢？
“大人可是在担心，朝中定会有人群相反对？”薛福成放下了酒杯，笑着问道。
“朝中讥议，我还不放在心上。我心所忧者。在疆而不在枢也。”李鸿章叹了口气，“若是我猜得不错，他是定要反对的。”
“大人所虑者，左季高也。”薛福成听了李鸿章的话，立刻便明白李鸿章所说的这个“他”，是哪一位了。
李鸿章所说的“他”。不是别人，正是奉钦命统带大军于西北边陲的陕甘总督左宗棠！
在薛福成的印象中，自曾国藩、胡林翼故去世后，大清国的干练疆臣中，惟剩左宗棠、李鸿章二人而已。而左宗棠比之于李鸿章，无论是才具威望、还是成就功劳，都似有过之而无不及。
曾、左、李三人。曾并称于世。曾国藩年龄、功业上都是前辈人物，左、李的显达也无不有赖于曾国藩的提携。可是，左宗棠这个人，秉性耿直，性如烈火，而且恃才傲物，心高气大，平日连曾国藩都不放在眼里。犯起狠来，儿女亲家、救命恩人郭嵩焘都被他上折子弹劾过，更何谈李鸿章？！
左宗棠狂妄、傲慢、霸道，好以诸葛亮自诩，号称“今亮”或“老亮”，而这一切，也是以他的实绩为基础的。薛福成在心里也承认。不要说“剿发平捻”之功，就以整肃海防而论，左宗棠也称得上是咸丰、同治年间对海防问题觉悟最早、最能勇于实践的人物之一。
“轮船为海战利器，岛人每以此傲我。竟来必须仿制，为防洋辑盗之用。中土智慧岂稍逊西人，如果留心仿造，自然愈来愈精……意十年之后，彼人所恃者，我亦有以应之矣。……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飙举，无以当之，臣愚以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顿水师不可；欲整顿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
当年左宗棠说过的这些话，现在听起来，也是相当响亮的。
左宗棠在任闽浙总督时，全力倡办了福建船政局，进行轮船的制造和近代军事、外交人才的培养。福建船政这个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发祥地，在左宗棠“日夜区划，心力交瘁”的筹办下，渐渐发展起来。然而就在福建船政事业正隆的时候，西北的军情中断了左宗棠的事业。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奉命离开东南沿海入陕主持军事。接到谕旨后，他望着正在建设中的马尾船厂，还曾焦虑地对属下说：此次“西行万里，别无系恋，惟此未成，又恐此时不能终局，至为焦急耳！”当他查访到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丁忧在家不问政事时，左宗棠立即向朝廷举存沈葆桢，左宗棠当时在举荐沈葆桢的折子里说：沈葆桢“办事素来认真，人亦公正廉明”，请求朝廷以沈葆桢为船政大臣，接替自己未竟的事业。这位“今世诸葛”甚至效仿后汉刘皇叔，不惜“三顾茅庐”，说动了心灰意冷、意兴阑珊的沈葆桢出山，主持船政大局。
但谁又能想到，仅仅在几年之后，左宗棠对待船政和沈葆桢的态度，会急转直下呢？
事实上，不光是对船政局，连带中国的海防事业，也同样被左宗棠视为寇仇！
李鸿章已然预料到，在这一次的“海防大筹议”中，左宗棠定是会坚决主张“塞防”，而对“海防”横加议阻！
左宗棠自入陕始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前后历时七年。时人评价他的功绩，是“剿捻平回，图军实，筹善后，清吏治，恤民生”。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