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中旬刚过，就在张伟忙着拍幻灯片《攻克谅山》的时候，《当代》杂志创刊号出版了。
出版社的发行人员对杂志销量的期望值还是比较高的，但是首印七万份已经是他们想象力的极限了。就这还是他们极力争取来的，本来出版社定的首印数只有五万份。
可是令出版社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样一本季刊杂志，才上市一周，就被全国各地的读者抢购一空。虽然借助了人民文学杂志社和新华书店的良好关系，《当代》得以在全国铺货，但是这样的销售速度也实在是太惊人了。
《当代》杂志社还是低估了文学杂志在这个时代的恐怖吸引力。七万份销量的文学杂志，放在文学被边缘化的2018年的话，估计杂志社主编会兴奋的疯掉，但是在这个年代，七万份却远远不够。
后世《当代》杂志第二期加印到11万册，全部售空，第三期加印到13万册，仍是售空，直到1981年第一期杂志达到了销量最高峰的55万册，杂志也由季刊改为双月刊，销量才停止了上升势头，但是每一期仍保持着二三十万份的销量。
随着杂志的出版销售，后续的读者反馈也陆续的到来。
创刊号上面共计刊登了八篇小说，两篇杂文，一篇散文，一篇话剧，一篇报告文学，十一首诗歌，还有两篇文艺评论。
这些文章在读者中反响最强烈的，还是当初最具争议性的两篇，《未来在召唤》和《高山下的花环》。
《未来在召唤》所讲述的是思想开放的干部与思想僵化的干部之间的斗争，这种现象在此时的社会上，单位中十分普遍，因此引起了很多读者的共鸣。
年轻人要解放思想，大干实干，却总有些顽固派贪图安稳度日，拖了后腿。
《未来在召唤》提出了一个有现实针对性的社会问题，在戏剧领域，这种剧集统称为“社会问题剧”，类似的比如大家可能没看过但都听说过的挪威戏剧家易卜生写的《玩偶之家》，这种“社会问题剧”很容易引起社会广泛的争议和反响。
在《当代》杂志上发表之前，《未来在召唤》就已经确定要搬上话剧舞台，现在正由中央实验话剧院进行排练，预计十二月份在帝都首演。
这部戏剧的作者赵梓雄，1962年毕业于兰州艺术学院戏剧系，他的创作经历并不长，可以算是青年剧作家，但是也已经将近四十岁了。
与之相比的是《高山下的花环》的作者张伟，才刚过二十二周岁，不得不说是一个怪物。
在读者中间，《未来在召唤》还只能算是小热，但是《高山下的花环》却是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受到了无数读者的追捧。
为了能够看到这篇小说，不仅是文学爱好者，无数普通的民众也争相传阅这一期的《当代》杂志，连各地图书馆收藏的杂志也被借阅一空。
由于前一段时间国内媒体对于这场边境战争的报道很少，很多普通民众都是知道南疆有战事，却并不知道其中的细节。
至于原因嘛，后来在在军事节目中，军事专家李先生的解释是：“之所以当时不报道，是军队明令禁止的，主要原因就是防止泄密。”
似乎也挺有道理的，要知道两军交战取胜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知己知彼，当时我国境内也潜伏着大量的敌军间谍，而报纸就是间谍收集军情的一个重要方式。
当然背后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尤其让人困惑的是为什么后世即使战事过去了二三十年，官方的报道还是少得可怜，关于这场战争的大规模纪念活动也鲜见于官方媒体。
记得后世看到的一则消息，2016年华国海军在帝都举行收复西南沙七十周年的庆祝活动，活动刚进行到一半，邻国的抗议公函就交到了外交部手中，结果当天的新闻联播中没有此次重要纪念活动的只言片语。
其实，军人不需要像某些人那样，连下个蛋都要轰轰烈烈的占据媒体的头版头条，但是军人害怕被遗忘。
《高山下的花环》除了故事情节真实感人之外，作为第一本描述那场战争的小说作品，也算是抢了一个先机。
普通民众通过小说，第一次详细的了解了这场边境战事，同时也看到了残酷的战场，和英勇的我军指战员，以及难以割舍的亲情、爱情、战友情。
《当代》杂志还在小说最后简单介绍了作者张伟，言明作者本人就是这场战争的亲历者，还荣获了特等功勋和“战斗英雄”的称号。并且注明小说中的英雄人物都有原型，并非杜撰。
这一简单的注解在普通民众中引起的反响可谓是极其热烈，张伟一下子成为了人们心目中英雄的代表，带上了偶像的光环。由于张伟写书的时候没有用角色的原名，人们纷纷猜测张伟是小说中的哪个人物的原型。
可是与普通民众对于这部小说的热捧不同，文艺界却出现了很多反对的声音。
有人认为：“作品中写到的部队干部在边境战争中牺牲后，口袋里还装着欠条的情节欠妥，这么写影响了部队的声誉，有丑化社会主义农村之嫌”。
有人认为：“赵蒙生这个纨绔的军二代角色的设定，战前贪生怕死的形象，丑化了人民军队，有损人民军队的英勇形象。”
也有人认为：“作品中对于小北京因为两发臭弹而牺牲的描写，丑化了工人阶级，伤害了工人阶级的情感，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