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放正忙着跑其它运输，掏出手机，喂了一声，对方说：“啊呀李师，拆教室，我们没有考虑进去大梁和圈梁，要拆那费时费工，八个工是肯定拆不下来的。你来看一下，我们再商量商量，加钱我们才做，不加钱我们就不做了。”
李放也一下记起平房教室有大梁和圈梁，那不同于折楼板，不好拆，用大锤砸也不是一时半会就可砸开拆下来的，不加钱人走了，再来一伙人也可能是这样的要求。电话里不好往清说，得面对面说，随即他说：“我一会儿就来。”挂了电话，他想给增加多少钱呢？
带着这个问题，直到他到学校也没有想出个具体数目。那四个打工的坐在房顶就在等着他，李放爬上房顶还没有走到跟前，四个人就说开来：“啊呀少算了，最难最费工的大梁圈梁没有说进去。这最少得一半的工时工力！”
李放没有言传，而是走动着看着，看了一会儿，说：“那你们说得多少工时？”
“大梁是高标号水泥混的，里面还有粗钢筋，往开打往碎打，还得好好用劲，费时费工，一间教室两个大梁，往下放就很不容易哩！”四个人不说得多少工时，而是重复着难度的说词，想叫雇主李放先说个数数。
李放不否认拆大梁的难度，至于得多少工时，他也不清楚，以为打工的搞过总比他清楚。他说：“你们四个人一天时间总把两条大梁和一个圈梁弄下来了吧！”
四个人就此没有异议。
李放说：“拆一个教室增加四个工，八个教室三十二个工，增加一千九百二十块钱。”
“啊就两千块钱！一共六千块钱。”四个人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回应。
李放心想干这种活，只有个多没有个少，说是八百，往往得一千，便认了四个人的要价，再来一伙人不比这个少，再折腾反而浪费了时间。他说：“能行，就这样了，再出了意外就算了，你们走你们的路！”说着下了房顶，下了台阶，走到下院，出了校门，开着外面放着的拖拉机走了。
房顶上的四个人满足了心意，立刻起身干起了活，剩下的就是自己的事情了，干不完活拿不到钱。其实他们常有自己的小九九，常常留有余地，这是他们多年打工摸索出的经验。
一回生二回熟，开始他们生疏，渐渐摸到路径，用科学理论的说法是他们渐渐摸到优选统筹法，省工省时。虽然他们不知道不清楚什么叫优选统筹法，但他们不断在实践中寻找最省时省力的办法来完成自己的任务。
下午三点多他们就完成了一间教室的拆除，到天色发暗，他们又把第二间教室的楼板下到地面。用他们的话说，这干的叫什么活，一天干了两天的活，在一般的雇主家哪这么干的，有这么的一半就不错了。
在他们结束一天的干活后，坐下歇了一阵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往回走，他们把晚饭安在家里吃，他们舍不得花钱买饭吃。今天例外，早饭和中午饭让他们花了十多块钱，明天吃了早饭再来做工，只中午饭上饭馆吃。
八间教室他们拆了六天，一人六天挣得一千五百元钱，平均每天二百五十元钱，去过饭钱净挣二百四十元钱。如果按一般雇主家打工，三顿饭按三十元钱算，净挣二百二十元钱。
当他们完工让李放验收时，李放觉得楼板放得比较零乱，打墙打得不碎，大梁圈梁打得不碎。楼板不是永存，时间不长就会拉走，似乎不是问题；梁打得一个人也能抱起，也不是问题。李放迟疑了一会儿，把钱给了他们。他们走到一块，高兴地把钱分了，那数钱的声音在他们看来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把钱装进内衣口袋，又往实往低压了压。坐了一会儿，他们把各自打弄出来的钢筋收拾了一下，拉带回去，或家里用，或卖掉。
剩下的活就成了李放自己的了，本可以也让包出去，但他觉得自己包别人的活，不如自己做，自己有拖拉机。当他用铁锨铲碎砖头时，觉得打得太碎，打到能抱起最好，省时省工，但事有意外，不能求全。
李放拉得倒碎砖头用了近两天的时间，挣了六千块钱。多数人有那个能力，却没有那个机遇，没有一个当校长的哥哥。四个人累死累活，高强度猛干了六天，人均挣得一千五百块钱，还高兴地乐在其中。
八间教室拆了，二百八十八块楼板零乱地堆放在上院，有完整的，也有被摔烂的。如果旧物新用，谁缄全可以利用，白送不可能，按新楼板五折买，买家又嫌贵，甚至三折价也不想要。如果学校要做什么工程，比如厕所要翻新，上面完全可以用这些旧楼板，但学校领导压根儿就没有想到用这些楼板省钱。这就是公共财物的悲惨命运的结局。而事实上这些楼板已经成了景山峰和背后操纵者李军两个的了。李军还要把它再转卖给学校，当成硬化下院的材料，这材料还不是一般的废品材料，而是全新的高档材料来使用，当然不能写明是使用新楼板，写新楼板讲不下去，没有盖房呀！而是写成使用了水泥、沙子和石子。
预谋出炉，本可以自己雇用人，将下院的前院清理出来，够铺下楼板和上面再打一层水泥沙子的深度，把上院的楼板拉下来，一块块铺排好，后水泥沙子混凝土一复盖，完工，既省料又省工，短时间内就可以完成。但不能自己亲自出面雇用人，那样影响不好。
当景山峰考虑再次雇用人时，李军又推荐了他弟弟李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