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算计的很准，难得还这么稳！”
李慢侯收到李睿的详细战报后，相当满意。
这样的出奇制胜，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更需要精密的算计。耶律余睹这样的人物，筹划谋反尚且失败，李睿一个初出茅庐的少年，其实很难表现稳重。李慢侯很满意他从始至终将三千白鞑靼人作为人质，如果传奇故事看的多一些，把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故事当真，他更可能会选择释放三千草原人，让李床古带着这些精锐去夺城，那样既显现了他的胸怀，又取得了胜利，多么完美！
可这不现实，不合乎人性，李慢侯对他所有的幕僚一直强调人性，人性谋利，因此利益是最可靠的，人心是最不可靠的。李慢侯指定的许多政策，之所以能官民两遍，就是他将人性作为首要考虑因素，在能够照顾人性的地方，一定要照顾人性。比如收税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大幅度简化收税的方式，让收税对商人的经营影响降到最低。
制定战略战术，这种关乎生死的问题上，就更一定要以人性为准绳。一旦释放三千白鞑靼人，虽然很符合文人眼中的仁义情怀，可却拿捏不住白鞑靼人了。此时对白鞑靼人来说，最有利的未必是继续跟宋人合作，最保险的，其实是什么都不做。继续坐山观虎斗，直到宋人和女真人分出胜负。
有三千白鞑靼人不能不救的人质在手，白鞑靼人一方面面对的是宋人给的厚利，一方面是无法放弃的族人，只能硬着头皮冲在第一线。而且即便失败了，李睿不会有任何损失，白鞑靼人如果被女真人灭族，正好用这三千人去给白鞑靼报仇，大同还多了三千白鞑靼骑兵可用。或者用这三千人重建一个白鞑靼部，从此只能依附于大同。
三千白鞑靼俘虏在手，就有绝对的主动权。
“你们明白没有？掌握主动，是斗争的最大原则，除非迫不得已，一定不要去冒险，赌徒总有一次要死在赌桌上，掌握主动，我们就是庄家，迟早会通吃其他赌徒！”
李慢侯按照自己的逻辑和经验，分析李睿的战报，旁边有两个跟李睿年级相仿的少年，一个是山东士族綦崈礼家族的旁支子弟，名叫綦业，毕业于府学兵法科，成绩优秀，已经做过两年幕府吏员，被推荐到李慢侯身边做机宜文字，另一个是高密士族赵家的子弟，也就是李清照前夫的家族，同样毕业于府学，不过学的是民业科。山东府学分科，是李慢侯重建府学时候，就制定的制度。有兵法、民业、刑律、农牧、营造五科。
兵法、刑律、农牧、营造，其实都好办，有现成的一些学术著作供选择，兵法大可以去读孙子兵法，以及李慢侯从戎以来整理出来的所有战例，还有宋朝官方出版的《武经总要》做教材；刑律就学历代律法，自己去领会精神去，是学成商鞅那样的狠人，还是包公那样的直臣，基本上都跟个人性格有关；农牧有汉代的《氾胜之书》，北魏的《齐民要术》这样的著作，还让先生们总结契丹人的放牧经验，总结编纂教材；营造有宋代匠作监整理编纂的《营造法式》，还有总结的历代大型工程的经验，最重要的就是历代河工，这次配合张浚治理黄河，李慢侯将请来的匠作监师父和几百个学生全都派到了工地上，让他们边学习边实践；比较特殊的，其实是民业科。
很容易让人误以为这是农政之类的科目，许多学生都糊里糊涂的报了这个科目，谁知道学的却主要是商学。
不单单是商学，而是一种经济学思想。除了让学生们学大量传统的商学著作，这些著作其实很少，商人地位不高，稍有成就，往往拼命朝正统的儒家身上靠，自称儒商，奉孔门七十二贤的端木子贡为祖师，硬说自己是以儒道的仁义礼智信为经商信条。显然这都是胡扯，经商的核心意义，就是谋利。儒家太强势，许多新诞生的学术思想都往儒家靠，都要从儒家经典中找依据。强势的儒家思想，就这样打压了新思想的成长，清代康有为要变法，都非要考证出一个孔子变法思想来。
商人和商业社会的形成，一定会以诞生出他自己的哲学系统为标志。这个标志，李慢侯认为是近代英国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不仅是一门经济学著作，而是一门哲学。是自有商业时代到来的核心精神，和文化代表。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研究了一种现象，他发现英国人制作一根针，需要十几道工序，从挖矿、冶铁，到打磨、钻孔、抛光，一个工匠根本做不出来，为了做出一根能用的针来，无数互不相识的陌生人，以自由市场为纽带互相串联了起来。每一个人都不认识对方，却为对方努力提供自己的劳动和服务，人人为自己，结果最后人人都为大家。
最后亚当斯密提出，基于自由市场的商业，就是一种最大的慈善。
从此商人站在了文化的道德制高点上，可以正大光明的声称他们从事的行业，是人间最大的慈善，不但有理有据，而且有实证，是一套逻辑上完全自洽的思想。这时候商人们再也不需要为自己的事业寻找其他的争议依据，不需要往仁义上面生搬硬靠，可以毫不感到羞耻的声称他们就是为了私利，可这同时也是最大的慈善。
商人拥有自己的哲学，这才是商人时代，商业社会形成的基石。
李慢侯无法将《国富论》默写下来，但其中的自由经济哲学道理他能讲出来，所以他对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