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卧龙谷里再挖三个石窟，全部建成粮食仓库。”这一次徐有进贩出的货物，除了购买必要的原料物资，按照陈龙的吩咐，利润全部变现成了粮食，小麦、玉米、高粱小米、稻谷只要是人们能吃的，陈龙全要。
粮食在未来的几年里，都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从1941年下半年开始，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等中原地区就会经历一轮轮的自然灾害：旱灾、水灾、雹灾、蝗灾和兵灾，接连而至，造成了1942-1943年中国的大饥荒，而这其中，河南又因其恶劣的抗战环境（时处中日战线第一线），灾情最为严重。后世电影《1942》就是讲述这一段凄惨的历史的，仅河南一省，111个县中有96个县受灾，其中灾情严重的有39个县，受灾总人数达1200万人。大约150万人（外国英文报道为300万人，也有说500万人）死于饥饿和饥荒引起的疾病，另有约300万人逃离河南。
白骨露於野，赤地无生机；人命如草芥，千里无人烟。草根吃尽，树皮扒光，卖儿卖女，易子相食；千里逃荒，沿路尽是饿冻倒毙的路倒，凄惨之状非笔墨能尽书。
后世的国人，尽享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是绝对不能想象出大灾之年，苦苦苟延残喘的灾民之艰难的。甚至都不能理解灾荒怎么发生的。然而，有后世记忆的陈龙却是有所了解的。
河南大饥荒爆发的根本原因是河南省恶劣的抗战环境。抗战爆发不到一年，日军占据了河南三分之一的领土。1942年春天旱灾开始时，日军占据着河南111个县中的43个；国民党部队控制着其余68个县，势力范围位于黄河以南，贾鲁河以西和淮河以北的地区；**的部队则活跃在豫北和豫东地区的抗日敌后根据地。战争导致的混乱局面使得粮食大幅减产，地方粮仓体系的衰败使得农民面对旱灾时愈发脆弱。
本来1938年的黄河决堤，就造成了黄泛区农业产粮区的破坏，粮食就精贵起来，通货膨胀引起的粮价飞涨。然而战争还在继续，强征军粮来供应河南境内的军队，更加使得民不聊生。
战时粮食的减产，中日军队在河南封锁交通线造成的运输困难，给各地的救灾造成了壁垒。
第二个原因，才是自然天灾，导致粮食大幅度减产。灾荒在1941年下半年就开始出现了苗头。
首先是旱灾，41年下半年，降雨就远少于正常年份。1942年春，天旱无雨，夏粮收成无几。春旱持续发展，旱情波及全省，许多地方大秋作物无法下种，致使秋收所获甚微。1943年灾情更为严重，自春到秋久旱无雨长达八个月。许多水井干涸，河水断流，甚至人畜的饮水都成了问题。极端高温和持续无降水天气杀死了通常在六月播种秋季收获的夏季作物，包括高粱、小米、玉米、黑豆和甜薯等，收成寥寥。
蝗灾也是一大杀手。蝗虫之多，遮天蔽日，十分罕见。蝗虫飞过来，简直像天阴了一样，太阳都看不见了。这样说并非夸张：大的蝗群方圆几里，如一片乌云般飘来，一落地，顷刻间就把几亩、几十亩甚至几百亩农作物吃得一干二净。蝗虫所到之处，寸草不留。据南宫、巨鹿、隆平三个县统计，有524个村的庄稼一天之内就完全被蝗虫吃掉。捕之不及，杀之不绝，徒呼奈何，束手无策！
此外，这样的年份冬天还特冷，形成雹灾，落下的冰雹大者如鸡蛋，实为历史少见。
第三，即是政府救治不力，甚至地方政府还隐瞒灾情，通货膨胀，致使民不聊生，是为人祸。当时主政河南的是河南省主席兼保安司令李培基，他隐瞒灾情，迟迟不向中央实情报灾，导致国民政府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政府向这个地区所征的实物税和军粮任务不变。而实质此时河南根本就难以完成军粮任务。
军粮供应使国民政府河南驻军与当地政府的矛盾激化。1942年1月，蒋介石作出人事调整，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办公厅主任蒋鼎文对调职务，汤恩伯升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蒋鼎文、李家珏等河南军方高层均曾向报过灾，但河南省政府方面则一直瞒报灾情。军、政双方的这种分歧，在1942年9月的西安王曲军事会议发生了正面冲突，蒋鼎文当面怒怼李培基，河南旱灾灾情才为中央政府了解，开始减免军粮配额。
随后，中央派张溥泉和张厉生（河北乐亭人）前往河南调查。9月16日，李培基迫于中央压力，正式成立河南省救灾委员会；9月28日，李培基正式发表讲话，提出“今后本府决定将救灾一项，定为中心工作。”此后，整个河南省政府的运转，即彻底转入救灾模式。王曲军事会议，中央直接减少了河南的军粮配额，并立即从陕西开始向河南运粮。
然而，此时的河南已经是水深火热，哀鸿遍地了！
时代的一粒沙，落到个人的头，那就是一座山！
不得已，蒋鼎文不得不放弃准备已久的“豫北会战”，阎锡山的反攻计划也被叫缓。面对泼天的天灾，前线部队不得已撤退，让出占领区，把灾民甩给日本人。可沦陷区的灾情同样严重，日军没有主动放粮的记载，伪省府也无力救灾。灾民一样的呼告无门，苦苦挣扎求生。
陷落在这样的时代，动荡无着的社会，人命真的只如草芥，随波浮沉，听天由命罢了。稍微一点风吹浪打，那就是个家破人亡，死无葬身之所的结果。
这就是身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