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宰相而言，这是个小案子，本不该插手。但因为外戚的缘故，寇准想将其做大，将火引向皇后。
仅是丁谓、钱惟演反对理所应当，但让他碰大钉子的是皇帝。
宋真宗与刘皇后是真爱情，寇准不理解——搞不懂这点，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此事，也加剧了双方的对立。
真宗的头脑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在爱刘敏的同时，也不希望皇权传承出现波折，危及赵氏江山。
因此，有心让“太子监国”，消息从宫中悄悄地传递出来，寇准找准机会与真宗密议，出宫后立即着手准备，与杨亿连夜起草“太子监国”的诏书，不料还未等到朝会，杨亿的妻弟张演酒后走漏了风声。
丁谓获悉后，迅疾通知了皇后，抢先发难，皇帝以不记得有此事推诿，刘皇后随后矫诏将寇准罢相。
让太子监国，使皇权正常传递，是寇准一方的努力目标。
寇准倒下，支持他的大臣周怀正、朱能为了挽回局面，曾试图用兵变逼真宗传位太子，废除皇后。但他们力量有限，且计划不周，很快失败。
刘皇后、丁谓抓住机会，远贬寇准，并极力打压支持他的力量。事件还波及到了太子，皇帝准备追究。
寇准阵营的李迪，是太子老师，理所应当地担负起守护太子的职责；与寇准相较，李迪没有对权力的yù_wàng，但守护道义的责任心丝毫不差。他对真宗说：
“帝怒甚，欲责及太子，群臣莫敢言。迪奏曰：陛下有几子，乃欲为此计，上大寤。”《宋史列传.卷69》
李迪在太子要受到责罚时，勇敢的站出来，维护其利益。当时，真宗正因兵变威胁到自身而震怒，若非李迪一言打在罩门上，后果不堪设想。
丁谓、李迪同时为相，在真宗面前争吵。丁谓力主刘皇后临朝参政，理由是皇帝一旦病愈，政权可以无缝交接，而若是太子掺和进来，朝廷就会出现两套班子。
李迪斥责丁谓狡辩，引用古例，反问道：“太子监国，非古制耶？”
涉及到太子，李迪寸步不让，为皇太子争取到在“资善堂听常事”的资格。
与寇准所面对的敌人一样，李迪要面对刘皇后与丁谓集团的双面夹击，但他无所畏惧。
一次，真宗与李迪聊天时，旧病复发，胡言乱语：“昨夜皇后以下皆之刘氏，独留朕于宫中。”晚上宫中的人都去了外戚家里，只剩皇帝在宫中无人照顾。显然，这是疯语，真宗的癔症不轻。
众人都不敢应答，此时，恐怕唯有李迪希望皇帝疯下去：“果如是，何不以法治之？”
但宋真宗沉默了很久，恢复了理智。刘皇后在屏后听着，恨得牙直痒痒。
丁谓掌握大权后，擅权营私，中书和枢密院都换上了他的人，又让这些人轮流为太子讲学。
李迪无力制止，又不愿同流合污。愤然上奏，控诉丁谓的罪行，并指斥其与钱惟演、曹利用、冯拯，结党营私。
李迪此举，相位肯定不保，但他打定主意宁可自己不做官，也要将丁谓拉下马。
他的目的短暂达到了，但是丁谓很快官复原职，因为他还有宫中的盟友，刘太后救援。
而李迪则被外贬郓州，不能够再看护太子了。
朝中的主要部门多由丁谓一党所把持。
寇准的君子之朋只剩下参知政事王曾，因为平时不显山露水，没有明确的立场而在朝廷高官中硕果仅存。
1022年，真宗愈病危了，刘皇后主政，太子岌岌可危。
王曾找到皇后的亲信钱惟演，晓以利害：“太子幼，非中宫不立，中宫非倚皇储之重，则人心亦不附。后厚于太子，则太子安，太子安，乃所以安刘氏也。惟演以为然，因以白后，两宫由是益亲，人遂无间。”《续资治通鉴.卷35》
钱惟演听懂了，刘皇后也听进去了：太子与皇后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王曾通过此举，既安定了太子，使其在宫中不至遭人暗算，也等于向皇后示好，将自己排除出打击对象之外。
对丁谓，王曾也尽量避免发生冲突，只有保住了自己，才能在关键时刻襄助太子。
1022年3月23日，宋真宗驾崩，遗诏：“尊皇后为皇太后，军国大事权取皇太后处置”。
丁谓在朝中已经没有对手，与刘皇后合作的目的也已达到。
现在，丁谓觉得不必再倚靠这个女人了；在商议刘太后垂帘听政的方式时，丁谓的主张是：“而丁谓独欲皇帝朔望见群臣，大事则太后与帝召对辅臣决之，非大事悉令雷允恭传奏，禁中画可以下。”《续资治通鉴长编》
皇帝每月初一、十五上朝，大事一起商量，小事由宦官雷允恭转达。这样一来，很大程度上隔绝了内外廷的联系，而雷允恭早已投靠丁谓，方便他们营私舞弊。
刘敏很快就发现了丁谓等人利用掌握的权力胡作非为、进而架空自己的企图，她与丁谓、雷允恭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
太监雷允恭监督修建宋真宗陵寝时，违背懿旨，盗窃陪葬物品，被下令处死。
王曾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列举出丁谓的种种不法行为，指出他就是太监雷允恭的幕后之人。
宋真宗驾崩后，刘敏成为皇太后；她听完王曾的禀报；立即勾起她对丁谓这个人的印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