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毕竟是在明朝的内地，在山东各支明军和地方官府的镇压下，各地的动乱也渐渐地平息了下来。
而这时候明朝朝廷对地方的控制也还没有象以后那样失去了控制。所以在短暂地中断了各地的联系以后，朝廷的各项政令也在各级官府的努力之下，逐渐地畅通了起来。
而最令人高兴的是，这时候传来了孔有德哗变的乱军的好消息。
当孔有德的军队在吴桥哗变以后，立刻引起了明朝朝廷极大的震动。因为这支乱军是在离京城如此之近的地方闹起了兵变的，而且兵变的士兵携带有当时最先进的武器。
面对如此危局，崇祯皇帝立刻召集重要辅臣商议如何处理此局面。简单的说，也就是决定是招还是剿孔有德这支乱军。
这时候的首辅周延儒就不能够沉默了。因为孔有德的这支乱军是登莱巡抚孙元化的兵马。而登莱巡抚孙元化又是周延儒的绝对亲信。因此这样算下来，孔有德的这支乱军也和周延儒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
因此，周延儒就建议说：让山东、登莱两巡抚见机迅速解决此事吧。因为朝廷毕竟不能够最了解山东当地的情况，而这两地的巡抚掌握了第一手情况以后，对于招抚还是围剿孔有德的乱军，才有着最准确的判断。
周延儒的建议确实有些道理。但是，他这个建议也是有私心的。周延儒希望孙元化尽快解决此事，来挽回这件事的影响，不动摇自己这个首辅的地位。
而那时候作为周延儒政敌的温体仁，却一言不发地默许了周延儒的提议。反正这时候的温体仁是相当主动的，他只要待在一旁等着周延儒的一举一动，只要周延儒这里一犯错，温体仁就立刻可以象隐藏在黑暗中的毒蛇一样，把周延儒从首辅的位置上咬下来。
当然，要尽快解决，那就是招抚了。围剿是绝对做不到短时间的。心领神会的孙元化得到了朝廷的敕令以后，也马上展开了行动。
而这个时候，孔有德乱军大败山东围剿大军的消息又传了过来。这就让山东首府济南城附近，一下子没有了朝廷的机动军队，这更让招抚的意见占了上风。
而让人感到莫明其妙的是，孙元化对招抚孔有德的乱军是抱有绝对的信心的。不提孙元化对于孔有德这些东江镇军将的收容和提携之恩。
就在半年多之前，孙元化刚刚用粮饷再次解决了皮岛兵变。因此，孙元化根本就没有慌乱，因为按照他的经验，只要粮饷发足，并不追究责任，兵变就很快能够得到解决。
于是孙元化就让孔有德率部回登州，而且一切都好商量。并且孙元化与山东巡抚余大成联合发布命令，从吴桥至登州一路州县，不得出兵阻击孔有德。
而这时候的孔有德似乎也听从了孙元化的命令，虽然在一路还是抢掠不断，但还是向着登州方向归来。沿途州县也不敢拦截，让出通道让孔有德部通过。
这个行为是万分可笑的，因为在山东武官的再次组织下，又组织了一支达到一万多人的军队。而其中虽然孔有德部一度进入了这支明军的伏击圈，但由于那些梦想着招抚的文官，对率领这支明军的武官来了个十三道金牌，所以没有了攻击命令的明军，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孔有德的乱军逃脱，这就错失了在萌芽状态下歼灭叛军的最好良机。
而这个背景，身处宁阳县的吴世恭和刘泽清当然是不知道的。他们只是从朝廷传来的明报中得知：孔有德的乱军已经接受了朝廷的招抚，他们正开往登州接受登莱巡抚孙元化的整编呢。
这下子，就让这支联军松懈了下来。吴世恭的军队倒还能够保持着恢复xing的训练，而刘泽清的军队是完全放了羊。
这时候的吴世恭也不出所料地有了一些放松，他也频频地参加一些宴会，和宁阳县当地的士绅联络着彼此的感情。
虽然因为从济宁仓提取粮草军械，忙得吴世恭连过年都是带着车队走在路上。但是这次吴世恭的收获是绝对的大。
在和刘泽清分配以后，吴世恭还可以得到一千多石粮食，四百多石火药。其他布匹、烈酒等物资也价值四千多两。估计着这就是仓运大使指点着吴世恭搬运那些寄存在济宁仓的商人的财物，以此来推卸到圣衍公身上，为了他们自己截留那些遗留的财物发财呢。
吴世恭基本上没有要那些搬运来的军械，因为这次搬运，并没有搬运那些火炮和盔甲。这些都是漕兵所需要的东西，那仓运大使当然不能够做的太过分。
而其他的那些弓箭、盾牌和兵器，吴世恭自己并不需要。而仓库中的鸟铳，吴世恭也对它的质量很不放心。因此，吴世恭把这些军械都让给了刘泽清和孔府。
吴世恭自己也只留下了最便宜的八百只枪头。吴世恭要用这些枪头，来武装自己刚收留的家奴辅兵。
而相对于吴世恭和刘泽清这些军将的放松，吴世文这些文官却忙碌得很。济宁州、曲阜县和宁阳县，到了最后，连中间的兖州也得信加入了进来。
这四地官员互派信使，相互对着口信，完善着一切上奏的奏章中的细节，弥补着一切可能的破绽。
最后在他们的奏章中，描绘了一副在鲁西南波澜壮阔的围剿乱民的大戏：
那些乱民是怎么样集结了几万人马，进犯鲁西南的；济宁仓的仓运大使在乱民进犯的时候，是怎么样当机立断处理济宁仓中的粮草军械，以防止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