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周对于杨嗣昌的攻击，却完全是站在理学意识形态的立场出发的。他认为即使天下再缺乏人才，也万万不可用像杨嗣昌这样应该在籍守制的“不祥之人”，因为这是违天理、逆天道的。杨嗣昌不能坚决回避辞免，就是贪图禄位，居心阴险。
而对于议款，那更是关乎国家大节，即使有百利也绝不能行。何况他还认为，就是从眼前利益来讲，议款也是行不通的。并且他在奏章中说：“不用说建虏必不可款，款必不可成，成必不可久，即使款矣、成矣、久矣，目前宁远、锦州、遵化、蓟州、宣府、大同之兵，何处可撤？”
不过这个逻辑却相当有趣。黄道周似乎认为：由于不好安置因和平而裁撤的军卒，那就根本不应该去追求和平。这样高明的逻辑都能够被推导出来？真心献上我的膝盖啊！
可黄道周的地位和声望远非几个普通言官所能相比，他的攻劾所造成的影响力也就超乎寻常。在这样一股风潮中，杨嗣昌款虏误国几乎已成了舆论中的定评，他在精心筹划十面张网中取得的功绩也被轻松地放置在一旁，没有人愿意为他评功摆好。
好在崇祯皇帝在这个问题上并不糊涂。他出于天朝皇帝的傲慢和形势好转带来的盲目乐观，完全不愿考虑“议款”的建议，但对于杨嗣昌的信任和珍视却并没有因此而减弱。他也清楚，朝臣们攻击杨嗣昌带有浓厚的朋党意味，在“款和”问题上立论虽然同他一致，用心却全然不同。他还是一心一意地信用杨嗣昌，同时也禁止再议论对清方构和的问题。
此外，崇祯皇帝还为杨嗣昌的上位扫清了障碍。在六月，他又一次对内阁进行了大改组。他先是在此之前把首辅张志发和黄士俊、贺逢圣、孔贞运先后免除了阁职，这样内阁中已经没有一个同温体仁共过事的人了，而且人数骤减。
之后。崇祯皇帝就开始“逗你玩”了。为了充实内阁，他先组织了一次对重臣的策试，亲自出题，摆出天灾频仍、流寇难平、边饷匮乏、吏治紊乱等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要大臣们出主意、想办法。
可臣僚们怎么不懂崇祯皇帝的心呢？谁都知道崇祯皇帝又有了任用新人的打算。却要用这种虚假的考试来向群臣表示自己的公允。所以大臣们无心答卷。多一半人没写几个字就交卷走了，有人干脆就交了白卷。重臣们也是有尊严的，他们也有“拒绝再玩”的权利。
而崇祯皇帝对此当然是心知肚明。对于重臣们无言的抗议，他也没有责备，不过也继续自己的“逗你玩”战略。
接着，崇祯皇帝又让吏部等衙门走了一下会推的形式。这也是多年没有实行过的，这一次算是对朝臣的一种安慰。但会推选中的名单却基本上没有被采用，最后他还是按照自己事先想好的人选直接任命了五位内阁大学士：程国祥、杨嗣昌、方逢年、蔡国用、范复粹。
崇祯皇帝组织这一届内阁有他的特殊动机。由于长期以来，内阁成员多是词臣出身，虽然文学优长，对于国家各部门的实务却缺乏了解。很难真正起到顾问辅佐的作用，他想要把在中央各主要部门有实际工作经验、又通达干练的大臣集中在内阁里，形成一个通晓六部公务，有实效的班子。因此，挑选的都是有实务经验的重臣。
当然，这次简选阁臣最引起人们注意的当然还是那位“杨爱卿”了。因为他仍然在服丧期里。以不祥之身主持兵部已经大乖于体制了，如今又入值内阁，很有些骇人听闻。于是，崇祯皇帝就打算有朝一日让杨嗣昌充任首辅之职，因为内阁位次一向是按入值的资格而定。只能及早先让杨嗣昌进来，将来才好安排。至于舆论会有什么反映，他就不准备理会了。
为了杨嗣昌的上位，崇祯皇帝真是用心良苦啊！
而杨嗣昌入阁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兵部尚书这个位子需要一个合适的人来接替，那就是卢象升了。可卢象升刚好在不久前也死了父亲，接连上五疏请求回乡奔丧守制。
可崇祯皇帝反正虱多不痒，再次夺情，反而打算命卢象升在热孝中接任兵部尚书。可卢象升的升职又造成了宣大总督的空缺，而宣大总督主管着京门要塞，不能一日无人。再次虱多不痒，他又任命同样在服丧期，正在四川老家守制的原任宣府巡抚陈新甲夺情出任宣大总督。
而在陈新甲未到任前，卢象升仍留守宣大总督之职；卢象升未赴尚书任前，杨嗣昌仍署理兵部印信。这样一来，主持军机大事的三位高级官员同在服丧期，都是以不祥之身夺情任事，这在明代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简直有点不把人伦大道放在眼里了。
因为舆论方面的反对意见太多，而且卢象升本人是新近丧父，要求奔丧很坚决。不过他也没办法不坚决，因为卢象升也弹劾过杨嗣昌不丁忧，恋栈不去呢。可是这么一来，崇祯皇帝最后只好把原来的安排改变一下，而杨嗣昌以辅臣兼任兵部尚书（这又是没有过先例的），仍任陈新甲为宣大总督，加卢象升兵部尚书衔，同意他在陈新甲到任后回籍。
而在这种情况下，卢象升出于表明自己丁忧的态度，就基本不理政务，几乎处于一种半离职的状态下了。而这种半离职的状态，却在后来给宣大的防御带来了极大的恶果。
“冲啊！”在前面的正白旗旗丁奋勇地冲入土堡。
“睿亲王！这仗打得真轻松啊！”多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