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濂一开始的做法倒也没存有什么其他的念头，毕竟中国是人情社会，总是硬不下心肠丢弃亲朋好友，想要给他们指出一条后路。
可是薛濂讲人情，别人也会讲人情，虽然所有人都只是给三、五个亲朋好友偷偷传讯，而且反复交待，绝不能泄密。可这种指数级的传播根本无法控制，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这消息就传遍了整个勋贵圈子和勋贵相关人家。
而薛濂和李柱一看有失控的危险，他们也索性反其道而行，也动用了大批人手在京城里暗暗传播，一下子就把这个消息变成了京城里公开的秘密。
薛濂和李柱之所以这么做，有着隐蔽自己幕后策划的原因。但这也利用了京城人心，形成了一种法不责众的态势，使得崇祯皇帝不敢用激烈的手段来处理这种人心思变。毕竟那逃亡的人群已经抱成团，在京城里已经形成了一股势力，而且还拥有了武力，万一弹压，可能造成京城内的混战，使得崇祯皇帝都有些投鼠忌器了。
而在事实上，比薛濂和李柱估计的都要乐观。没人敢把这个消息原原本本地告诉给崇祯皇帝，毕竟打探消息的厂卫特务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他们也想着要为自己和家人留有一条后路，所以他们非但不用心打探，就是打探到消息，也会寻找关系加入到这个逃亡团体中。就是崇祯皇帝听说了一些风言风语以后，他们也要百般遮掩，就是不让崇祯皇帝知道真相。
而文官们和太监们就更不用说了。在这时候。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何必费心去管坐龙椅的那一位呢？再说，这个逃亡团体毕竟只是聚集在南城，又没有弃城而逃。谁规定京城里的人不可以自由流动的呢？至于李禄率领的护卫部队，那就更好解释了，京城内壮勇自发组织守卫京城，那又怎么不符合道理呢？所以知道了勋贵们的行动，他们大多都是眼开眼闭，甚至也寻找关系把自己的家人都送至南城。
但是崇祯皇帝倒也不是两眼一抹黑。总有些忠心的大臣和太监会提上几句。再加上宫中嫔妃的家人也会通过嫔妃间接地传写消息，所以崇祯皇帝也风闻了京城内的异动。可是在这时候，他也不敢激起众怒了，只能严令紧闭北京城门，不放一人出京。
而在此时，在京城以次辅陈演为首的这个内阁也完全束手无策了。他们本来就是崇祯朝历届内阁班子中最不中用的，又赶上这种最危险最紧急的局势，既拿不出任何可行的办法，又不敢担当责任。
直到眼看京城就要不保，次辅陈演为了怕日后要担罪责。主动提出退休养病。而崇祯皇帝曾经很信任陈演，但开年以来陈演遇事退缩，处处都不能体量圣心，让他大为失望，所以立即就批准了陈演的辞呈。
在向皇帝辞行的时候，陈演自己承认没有佐理皇帝办好事情。致使国难当头。崇祯皇帝也很气恼，说：“你就是死了也抵不了误国之罪！”于是陈演唯唯而退。
但是陈演想跑，可他也跑不掉了。他也被崇祯皇帝的《封城令》给堵在北京城内，千般算计也变成了偷鸡不成蚀把米了。
而京城内的大小官员也个个变成了惊弓之鸟，但大祸临头的时候却又不敢各自投林，因为皇帝明令不许在职官员和他们的家眷逃离京师。于是头脑灵活的就想办法争取出外公干，以便因“公”逃亡。
但想要因公出逃也不容易。大学士魏藻德就自请出京去督催粮饷，崇祯皇帝却批旨说：“警报正急，已有旨留卿佐理机务，兵饷且不必催。”还是不放他走。
不能跑又想不出回天的办法。大家就在一片恐怖中煎熬。京城里还在不断出现凶恶的征兆，朝臣们议论起来就会胆战心惊。
就在此时，朝廷学宫祭孔，大学士魏藻德主祭。典礼前本来天气晴和，但正要行礼的时候却突然刮起了狂风。学宫中松桧怒号，殿堂里的灯烛全被吹灭，连行礼的仪仗队伍都被大风吹散了。等了半天，狂风不歇，典礼只好暂停。
于是官员们就传说：这是孔夫子在天之灵不愿接受明朝的祭享了！圣人的垂眷都已经转移，帝国的命运还有什么希望呢？有人已经在暗自盘算，怎样顺应天命，去作新朝的开国元勋了。
其实就是到了此时，大明朝在山西、京南的兵力也并不算太少，甚至京城附近的兵力也接近了二十万。但因为一直采取分散株守孤城的战略，很容易被各个击破，再加上士气低落，将领们都感到大势已去，因而多数明朝守军要么望风归降，要么不堪一击，与大顺军稍一接触即作鸟兽散。
对于这种状况，朝臣们根本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崇祯皇帝在军事上相当低能，也从来没有想到过在战略上做出什么改进。唯一有意义的一个建议来自被夺职的前陕西总督余应桂，他上言说：贼号称百万，非天下全力剿之不可。请调余子琏、左良玉、、吴世恭、吴三桂及高杰、唐通、周遇吉、黄得功等众将，齐赴军前，会师真定、保定之间，以为决战之计。但这个建议却没有被理睬。
既然想不出什么战略上的安排，那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强对各部的监视了。于是崇祯皇帝再次任命了一批太监到各处监军，高起潜总监（山海）关、蓟（州）、宁远，卢惟宁总监通（州）、德（州）、临（清）、（天）津，方正化总监真定、保定，杜勋总监宣府，杨茂林监视大同……受命之前，他对这些大太监们淳淳嘱咐，一副把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