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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在家族中排行十三，因此根据唐人的习惯，被称为“杜十三”。杜牧政治才华出众，杜牧十几岁的时候，正值唐宪宗讨伐藩镇，振作国事。他在读书之余，关心军事，后来杜牧专门研究过孙子，写过十三篇《孙子》注解，也写过许多策论咨文。特别是有一次献计平虏，被宰相李德裕采用，大获成功。
长庆二年（822年），杜牧20岁时，博通经史，尤其专注于治乱与军事。杜牧23岁作出《阿房宫赋》。25岁时，杜牧又写下了长篇五言古诗《感怀诗》，表达他对藩镇问题的见解。此时的杜牧已经很有名气，作品流传。
大和二年（828年），杜牧26岁，进士及第。同年考中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被授弘文馆校书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1][2]
大和七年（833年），杜牧被淮南节度使牛僧孺授予推官一职，后转为掌书记，负责节度使府的公文往来。京衔是监察御史里行。这时杜牧居住在扬州，特别喜欢宴游。
大和九年（835年），杜牧三十三岁，被朝廷征为监察御史，赴长安任职，分司东都。八月在东都洛阳上任。因此逃过了十一月的甘露之变的险恶风波。在这里他遇到了宣州市的故人张好好，写下了著名的《张好好诗》。在洛阳期间，由于职务清闲，他四处凭吊古迹，写下了不少诗篇。
开成二年（838年），杜牧入宣徽观察使崔郸的幕下，被召为宣州团练判官。
开成四年（839年），年底杜牧离开宣州，去长安任左补阙、史馆修撰。开成五年，杜牧升官为膳部员外郎。
杜牧在黄州刺史任上三年，把黄州治理得井井有条，也是唐代继韩愈之后的又一尊孔大家。黄州有孔子山、孔子河，是春秋末孔子周游列国时的过往之地，有“孔子使子路问津处”等圣迹，山旁建有孔子庙（问津书院前身）。由于年久失修，濒临倾倒。杜牧为了宣扬孔子思想和施展自己远大的政治抱负，在孔子山扩建孔庙，拜谒孔子圣像，亲自改孔庙名为“文宣庙”，并在庙中设置学堂（时称庙学），教化士民。他虽身居吏职，仍在学堂讲学不辍。讲学之时，其弟子自远方至数百人。他在《黄州刺史谢上表》中说：“独能不徇时俗，自行教化，唯德是务，爱人如子，废鞭笞责削之，用忠恕抚字之道”，“使一州之人，知上有圣仁二天子，所遣刺史，不为虚受，熏其和风，感其欢心，庶为瑞为祥，为歌为咏，以裨盛业，流乎无穷”。[3]
明、清时的《黄州府志》《问津院志》均载杜牧在黄州地方“兴学教士，立庙崇祀先圣，一时家循孔教，人颂儒书”。[3]
后杜牧任池州、睦州刺史。为政能兴利除弊，关心人民。
会昌四年九月（844年9月)，杜牧迁池州刺史，这年四十二岁。池州治所秋浦县(今安徽贵池)。
会昌五年（845年)，七月，武宗下诏禁毁佛教。杜牧对于这一措施是很赞同的，后来他在宣宗大中年间作《杭州新造南亭子记》，详细叙述武宗禁毁佛教事。
宣宗大中二年（848年），得宰柏周墀的帮助，入为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转吏部员外郎。[2]
诗歌成就
林建略《晚唐诗人杜牧之》认为，杜牧的诗可分为两大类：一是豪迈的，一是香艳的，前者“或为遣愁，或为吊古，或为感怀之作，多是用一种拗峭的笔调写成，立意奇特”；后者“大半是用一种清新的笔调来轻描淡写的，所以便不至满纸都脂粉气了”。王叔箱《诗人杜牧》认为，杜牧的“文是那样的陈厚奇变，诗又是那样的英姿雄发”，“他的诗辞旖旎动人，拗峭过甚，正以如此，有时也就流入纤巧了。不过要知道，元镇、白居易、李商隐、温庭筠等都是与他上下同时，他既不愿效风行一时的元白所创作的元和体，又不愿效温李的晦涩；不得不自成一色，力矫时弊，立意必在奇辟。”缪钱《杜牧诗简论》认为，杜牧诗中俊爽的风格，能在峭健之中而又有风华流美之致，在晚唐是杰出的，在整个唐代诗坛中是独创的。这是杜牧平生忧国忧民的壮怀伟抱与伤春伤别的绮思柔情交织在一起而以艺术天才表现出来的特征。葛晓音《杜牧和他的诗歌》认为，“渴望为国立功的理想给杜牧的诗歌带来了丰富的想象和豪放的气概，但他的务实精神又使他的想象和比喻从不带有神仙世界的险怪色彩。”又由于杜牧在“以直达的语言表现对生活美的敏锐感觉”方面特具的天赋，“他总是能从日常的景色中发现独特的美，并找到某一种与意境最相和谐的情调，通过画面的巧妙组织表现出来。”王西平、张田《杜牧诗歌艺术美浅析》`认为，杜牧诗歌的艺术美在于具有“豪爽健朗的形象美”，“强烈坦荡的诗情美”、“清新明洁的意境美”。王西平《杜牧创作个性与艺术风格综论》指出，杜牧在表现上多用率真直赋；寓理于诗；用拗折法，而反说(翻案法)和设问则是杜牧拗变的主要手段，从而形成了豪爽俊健的风格。吴在庆《杜牧诗歌表现手法初探》认为，“他的诗歌之所以形象鲜明，富有感染力，这与他采用比喻、拟人、寓情于景、以景表情、对比等手法有更密切的关系。而翻案法、掉尾一波、设问深入、应用典故等表现手法对于开拓他诗歌的新意境，深化思想内涵，也不无作用。”“直抒胸臆、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