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市长，专案组初步判断李长根可能听到不利他的传闻，或者有人给他施加压力，”俞振道，“根据咱们的经验当他承受不住时会产生极端思想，或自杀，或拼死一搏地逃跑，鉴于此，专案组希望果断抓捕李长根！”
两人都定定看着方晟，显然能否“果断”只能由他决定。
其实即便以方晟的身份都不能“果断”，因为李长根是省属国企处级干部，管辖权在省国资委和唐峰，除非证据确凿否则地方不能随意抓人。
另外则是李长根的特殊身份——省发改委颜毅的表哥，联系之前百铁一系列项目被否决，颜毅是冲在前面的主力队员，贸然抓捕李长根会给外界造成挟私泄愤打击报复的印象。
问题总是麻花般纠结在一起，难以下手。
方晟思考良久，问道：“等他出逃途中再抓有何区别？”
“向方市长报告，矿区有七八个出口通往唐峰镇，专案组警力有限只能选择最有可能的两三处出口重点盯守，万一他从意想不到的出口逃亡就很被动，”印建国道，“最不想看的是他逃入铁隆山，大凡矿区的人对山里情况比咱们熟悉……”
“噢，”方晟微微颌首，隔了会儿又问，“在矿区抓人，有把握安全出来吗？要是几百个矿工一围一堵事情就闹大了。”
俞振与印建国飞快地交换下眼色。
久在体制两人听得出市长这句话不是疑问句，而是设问句——体制有特殊的专用语境和语式，同样的话体制外的人听了毫无察觉，体制内的却立马知道其中玄机。
方晟这句话的核心意思不是等他俩回答“有没有把握”、“会不会把事情闹大”，相反在问：
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如何到矿区抓人？
万一被几百名矿工围堵，有什么应急方案？
“专案组有具体实施方案，不过，”俞振微微停顿了一下，“需要抽调刑警支队精锐以及唐峰派出所配合，按规定必须报局党组并经薛市长签字……”
以薛爱国眼下与方晟的关系，十有八九不同意；就算勉强同意，以他与唐峰的关系，警力没完成集结李长根恐怕就逃之夭夭了。
不过方晟怎会冒着正治风险在没有把握的方案上签字呢？更何况他内心深处都不是很信任他俩。
“唔，我看这样，”方晟道，“今天复恩在外面办事，你俩电话请示一下就说根据我指示做的，回来由他补签字；至于薛市长那边日后追究起来就推给我，让他直接找我理论。”
就是让贾复恩承担具体责任，方晟只会在领导层面顶住压力即可。
调心腹亲信过来任职就这个好处，关键时刻能派上用场——换俞振、印建国虽然捱到最后也会勉强而为，但终究不如心腹亲信那样得心应手。
事事都靠领导权威推行，时间久了权威会大打折扣的。
大概担心贾复恩不认账，俞振使了个眼色印建国直接在市长办公室打电话，寥寥数语后贾复恩爽快地说你们尽管去做，一切后果由我承担！
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方晟不为人察觉地摇了摇头。
经过此事，俞振和印建国从准备培养重用的名单里剔除掉了，原因很简单，若是有担当、有魄力的警官肯定先把李长根抓了再说，根本不必将难题端到市长面前。
抓捕失败，专案组把责任揽下来；抓捕成功，是领导指挥得当。这才是体制内懂正治、讲正治的标准答案。
所以同样是做事，同时承担风险，如何正确处理与领导的关系至关重要，处理好了事关功倍，处理不好累死累活还得不到半句好话。
就象此时的方晟，已决定专案组解散后俞振、印建国都踢出刑警支队，重要岗位要由敢打敢拼的人才顶上去，他俩不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