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的视野是比较开阔的，总能够在众人恍惚彷徨之际，拓宽思路，转移目光，发现新生力量，这可能也是孙文百折不挠、屡败屡起的原因之一。孙文在国内从事革命运动的同时，时刻关注着国际事态的发展。
俄国爆发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孙文闻得此讯，欢欣鼓舞，在上海拍电报给列宁和苏维埃政府，对布尔什维克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斗争。
孙文对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表示敬佩，常对各军将领说：“中国革命须以俄为师”。
孙文与苏俄全权代表越飞在上海进行多次谈判，于1923年2月26日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越飞表示，中国民族独立和统一事业，将得到俄国人民最挚热的同情和援助。孙文联俄的工作，在1923年下半年取得了较大的进展。7月，孙文决定派出代表到苏联访问考察，“取经”学习，蒋志清闻得此消息便主动写信要求担此重任。
孙文得知蒋志清有此意图之后，考虑到他曾经学过一些俄文，便决定让蒋介石组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苏联考察。由孙文选定的考察团成员包括蒋志清、沈定一、张太雷、王登云。
孙文办事很是利索，他直接道：“现在，我决定在考察团的名单上把你也加上，你随志清一同去苏联！”
徐彦卓呵呵笑道：“这敢情好，那我就搭二哥的顺风车了。正好可以一路长聊，公私兼顾了！”
……
蒋志清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于9月16日从上海启程，9月25日经满洲里入苏境。10月2日到达莫斯科。
就在徐彦卓与蒋志清赶赴苏联的时候，在北京的徐树铮心血来潮，忽然决定离京南返。
徐树铮回到北京后，一直住在京西宾馆内，段祺瑞对他的安全也是煞费苦心，里里外外的保密措施非常严密。但越是这样，他的心里就越不舒服。
其实。早在徐树铮进京之前，有很多友人就劝他切勿进京或暂缓进京，就连段祺瑞也几次电止缓行。而且还专门派员阻止他到北京来，说北京的形势可能对他不利，说穿了就是暗指有人想杀死他。徐树铮全然不以为意，一心想尽快回京。而最关键的是他本人打算在政府中任职。以推行他的经国大计，所以才匆匆赴京。结果进京之后，却发现自己所面对的形势与当初想象的截然不同。
段祺瑞虽然名义上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但现在的民国政府与当年段祺瑞当总理之时已经有了天壤之别。尽管段祺瑞也利用军阀之间形成的暂时均势，竭力从内部对北洋体系作一番整合。然而，由于段祺瑞政府缺乏军政实力，没能形成为南北新旧各方认同并拥戴的权势中心，其整合北洋的努力未著成效。
从政多年的徐树铮看的很明白。段祺瑞只不过是傀儡，真正起作用的还是冯玉祥、张作霖、吴佩孚这些手中掌握兵权的军阀。这种情况让徐树铮有些灰心丧气。自然也就盟生了退意。
让徐树铮哭笑不得的，当初自己要来，段祺瑞竭力阻止，如今自己要走，段祺瑞依然不遗余力地阻止，而理由只有一个，那便是为了他的安全着想。
当然，段祺瑞的担心并非多余。前不久，就发现徐树铮所住的酒店外有刺客要暗杀徐树铮，只是刺客刚混入酒店，就莫名其妙被人杀死了，并且还留下了字条示警。昨天下午，段祺瑞突然在住所的书架上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又铮不可行，行必死。”
段祺瑞顾不得追究是谁放的字条，赶紧命人将纸条送给徐树铮。徐树铮看了字条，当然知道这并非空穴来风，但这更加激起了徐树铮的傲气，他倒要看看这些人如何杀自己。专列已经备好，有人劝徐树铮借乘英国使馆的汽车先到天津再转往上海，但他坚持要乘火车走，颇有些明行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气概。
徐树铮可以不管不顾，可这却让戴春风很是为难。戴春风见过徐彦卓之后，便火速从上海赶到了北京。前些日子，他得知有刺客要行刺徐树铮，便毫不犹豫派人先下手为强除去了刺客，目的就是为了给徐树铮示警。段祺瑞家中出现的纸条，也是戴春风安排人送去的，就是不让徐树铮离开北京。在戴春风看来，徐树铮就算要离开，也不能坐火车。火车要经过冯玉祥军队的驻地，想不出问题都难。戴春风能做的都做了，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徐树铮却丝毫不理会，执意要坐专列离开北京，这让他的计划落空了。戴春风很清楚，徐树铮若离开北京那肯定是必死无疑。事实上，一个月之前，冯玉祥方面就已布置好了暗杀徐树铮的详细计划。而这一切，都被自己的情报组织所获知。
徐树铮到达北京之前，冯玉祥命令自己的得力手下鹿钟麟拘禁了曾毓隽、姚震等人，这些人都是徐树铮的老朋友，并在执政府任要职。逮捕这些人，等于先断了徐树铮的手足耳目。与此同时，冯玉祥派朴化人在上海搜集情报，派副官长张允荣负责布置计划，派其督办公署外交处长唐悦良驻京负责避免引起外交方面的纠纷，令鹿钟麟在北京坐镇，主持执行计划。
冯玉祥还从自己的手枪队中挑选了20人，由发誓要报杀父之仇的陆承武带领，化装入京，伺机行刺。但在徐树铮来京后，陆承武等人一直没能得手，这其中就包括被戴春风派人除去的那名酒店刺客。于是，暗杀计划又变为在徐树铮赴天津途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