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诺茨基显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他从心里瞧不起这些政客的手腕，他仍然一如既往的保持了沉默。布哈林和托姆茨基在政治局中地位较低，无意参与托诺茨基与三巨头的斗争，但他们对斯大林默默无闻的处世态度和踏实工作印象深刻，也未表示反对。于是，这个事情就定了下来。没有人认为设立总书记是一件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在存在着政-治-局这样一个集体领导机关的情况下，总书记无权决定，而且也没有决定过党的政治方针。
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把斯大林送上总书记宝座时，他们相信，他将会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他们又在一个重要部门塞进了一个自己人。
出任总书记后，斯大林兼任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和总书记三职，也是党内唯一同时兼任这三个重要职务的人。也就是说，他是政-治-局和它的两大职能部门--组织局和书记处的唯一联络人，并在实际上完全控制了这两个部门。政-治-局冗长的会议只能决定少数它感兴趣的事情，对于更多的决定，实际上是由斯大林一人作出的。即使是政治局的决议，斯大林也可以按照他觉得合适的方式来执行。
在这样一个显赫的位置上，斯大林不可能再像以前一样被人忽视。如果说以前斯大林的巨大权力能够瞒过政治局的所有人，那么现在就只能瞒过除列宁之外的所有人了。
列宁虽然也长期旅居欧洲。喜欢抽象理论和涛涛不绝的演说，但他和托诺茨基不同，他是那种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政治天才。在研究理论和辩论的同时仍能冷静分析现实情况和观察他每一个同志。斯大林当上总书记之后，他很快感到周围有一种模糊的但是肯定存在的变化。
1922年6月，他生病休息了一段时间，当他重新返回工作岗位时，这种前后的对比更加鲜明。他询问什么问题或者索取什么资料要想得到迅速而直接的回复变得困难了。不停有人抱怨机关的粗暴、官僚主义和滥用职权，一些被莫名其妙解职的官员向中央申诉。他的一些指示甚至命令在向下级机关传达的时候，常常像泥牛入海一样。了无声息，不知被卡在什么地方，无法达到目的地。他发现整个政府机器被某种力量操纵。以和他这个总设计师所构想的完全不同的方式运转着。他试图追寻这种变化的根源，很快就发现，这种可怕的力量来自书-记-处。
这个发现令甚至像列宁那样的人物也觉得背心发凉。在自己一手创立的国家机器内居然隐藏着这样一个通往**的机构，而掌控它的人。竟然是公认的最没有个人野心的斯大林！列宁头一次发现他对自己的总书记了解得如此之少。
于是。列宁开始对斯大林产生了不满。不巧的是，12月中旬，列宁第二次发病，在向秘书口授的一个简短备忘录中稍微流露了一下这种不满，“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
正好这时发生了斯大林对列宁妻子克鲁普斯卡娅粗暴行为的事情：起因是克鲁普斯卡娅写了一封列宁口授的信。斯大林得知后，就给她打电话。愤怒地威胁说，要叫党的监察委员会来起诉她，因为她违反了政治局的指示。这激怒了列宁妻子，她不愿打扰生病的丈夫，但列宁不知怎么知道了这件事情，对斯大林的怀疑随即肯定下来，认为斯大林是有罪的，于是谨慎的批评就变为毫无顾忌的控告。1923年1月4日，列宁又对遗嘱口授了一段补充，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愤怒，所据说这一段遗嘱内容直指斯大林。可惜遗嘱内容一直属于高度机密，很少有人知道其中真正的内容。
不久以后，列宁的健康似乎又有好转，他就亲自出来发动对这位总书记的攻击。起初还是小心谨慎，后来就趋向激烈了。列宁对工农检察院的第一次批评发表在《真理报》上，口气还是缓和的，结论也有些模模糊糊。后来列宁口授了他的文章《宁可少些，但要好些》，这是对作为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的斯大林的毁灭性攻击。在幕后，列宁准备在召开的第十二大上发动最后的攻击，而且据说他将和托洛茨基采取联合行动。可惜这个实质性行动还来不及实施，列宁的病就第三次发作，在代表大会上控告斯大林的机会就这样永远失去了。
列宁一直就知道托诺茨基和三巨头的斗争，但他希望维护党的团结，所以直到完全丧失工作能力，病中的他才不得不考虑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来对付斯大林，他希望托诺茨基能够打击斯大林。而托诺茨基却认为，依靠列宁的指示来打击对手是一件很丢份的事。他不屑。
徐彦卓可以想象出来，斯大林当时看了列宁的攻击文章，该是多么震惊、不安、恐惧啊！他已经预感到自己总书记的位置岌岌可危了。
“列宁的时间不多了，听说列宁已经立下了遗嘱，约瑟夫你不会不知道内容？”徐彦卓故意问道。
列宁担心自己完全瘫痪或突然死亡，所以匆匆忙忙把他对斯大林的指责和对党的忠告载入记录。除了列宁的妻子和他的秘书们以外，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遗嘱。事实上列宁的这种保密，对斯大林起不到什么作用，只要他这个总书记想知道的事情，总有办法能知道。徐彦卓心中清楚，如果让斯大林知道那个可怕的遗嘱内容，他一定不会坐以待毙，一定要尽全力抵抗列宁的这种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