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科取士？主公要对策？”王修显然没有因为蔡吉的话语露出惊讶之情。而他嘴里所说的“对策”是察举制中重要的一环，说白了也就是考试。
在后世一些人的眼中科举制似乎是开启了中国公务员考试的先河。可事实上，汉朝的察举制也是要考试的。察举制考试的科目有孝廉、茂才、察廉、光禄四大项。“孝廉”考校的是“德”，也就是一个人的品行。“茂才”考校的是“才”，即个人的才华。“察廉”就是察举廉吏的意思。被举为“廉吏”者，多为低级官员，被举后，按原职升补。“光禄”又称“光禄四行”，即质朴、敦厚、逊让、有行四项品行。此科是专门为那些老老实实任职，没有突出成绩，长也没有得到提升的官僚设置的，以便每年从他们之中选拔一至两人，予以升迁。由此可见孝廉与茂才是用来选拔人才，察廉与光禄则是官僚体系内部的考核。因此汉朝在官吏的选拔之上也算是考虑得颇为周到。
不过同科举制相区别的是，汉朝察举制是先要获得地方官员名士的举荐，才能有资格参加考试。这是因为汉朝十分注重人才的品德。私德有“问题”的人就算再有才华，也不会被允许参加科考。故而在察举制的四大科目之中，以孝廉一科为最重要。可历来“德”这个标准最没个准数，倘若负责察举的官僚名士大公无私，自然是能为朝廷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但若是品评的大权掌握在徇私舞弊之徒手中，那“德”简直就是根橡皮筋可松可紧。特备是在汉末，世家官僚便以“德”为挡箭牌，将的亲信推举为孝廉、茂才，而将真正有才华的寒门之士却连考试的资格都得不到。待到黄巾之乱后，朝不保夕的汉室朝廷甚至连一年一度的岁科也无法保证。如此一来，地方上的世家也就更加肆无忌惮地利用手中权势让自家子弟在各大势力中供职。
远的不说，就以蔡吉本人为例。她当初被举为孝廉之后，连考试都没考就直接出任了东莱太守。无独有偶，不久之前孙策的才十五岁的弟弟孙权，也被举为孝廉出任阳羡县令。相比之下郭嘉、王修的学识名气当初可以甩蔡吉、孙权几条街，可他们却都没能被举孝廉，甚至连茂才都不是。
在蔡吉看来用科举制取代察举制的关键在于官学的普及。唯有官学生达到一定的数量与质量，才能打破世家的垄断。否则科举只是换汤不换药，甚至比察举还不如。所以蔡吉目前只能像隋朝时那样，从举荐与自荐的人才中开科取士，用以保证竞争的相对公平。
却见这会儿的蔡吉欣然颔首向王修答复道，“不瞒叔治，本府打算开明经、明算两科考校各地才俊。”
“明经虽是特科，但修也略有耳闻。可这明算又是考些？”王修不解地问道。
所谓特科就是在孝廉、茂才、察廉、光禄四大项之外额外增加的科目。而明经又是特科中最为常见，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项目。据说早在秦朝就已有此科。所谓“经”，就是指先秦经典，不过自从汉武帝尊崇儒学，“经”就专指儒家经典了。“明经”即为通晓经学。蔡吉为了配合东汉士人的知识结构，便有意选择了“明经”作为主考内容。而“明算”是唐朝才有的科目，主要以考核自然科学为主，也难怪王修没听说过。
于是蔡吉便向王修侃侃而谈道，“明算主试《周髀》、《墨经》、《管子》、《九章律》、《孙子》、《九章算术》、《数术记遗》等典籍。其中《周髀》、《墨经》、《管子》、《孙子》、《九章律》、各取一条，五通三者为及格；《九章算术》、《数术记遗》各取五条，以十得九为及格；另答时务策三道。”
王修听罢蔡吉的介绍，不由撸着胡须咋舌道，“这明算所试典籍可真杂。不过《九章算术》、《数术记遗》乃是新成之书，许多士子都没见过。主公从中取十条，还十得九方为及格，是否太过苛刻？”
“《九章算术》与《数术记遗》虽是新书，但其收录的项目均为日常用得着的算学。若是应考之人真觉得为难，大不了本府在考前送几本《九章算术》、《数术记遗》让其突击一番。”蔡吉两手一摊大方地说道。
话说，在蔡吉的帮助之下徐岳等人已然将刘洪的《九章算术》重新编修了一番，不再只是单纯的提问解答，而是对每一道例题都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推算，并归纳总结了相应的计算公式与定理。目前《九章算术》依旧由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及勾股九章组成。
“方田”，主要记述平面几何图形面积的计算方法、四则运算法则、以及求分子分母最大公约数等方法；
“粟米”，则是介绍谷物粮食的按比例折换，即比例算法；
“衰分”，主要介绍开平方、开立方的方法；
“少广”，则是根据已知面积、体积，反求其一边长和径长等；
“商功”，包涵土石工程、体积计算，即立体几何；
“均输”，是从函数的角度解决合理摊派赋税问题，其中包涵了正、反比例、比例分配、复比例、连锁比例在内的整套比例理论；
“盈不足”，即双设法问题；提出了盈不足、盈适足和不足适足、两盈和两不足三种类型的盈亏问题，以及若干可以通过两次假设化为盈不足问题的一般问题的解法；
“方程”，原本只涉及一次方程组问题，不过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