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不但听任他们退役，听任他们回老家，还根据级别的不同发给不同数量的路费，其数量还超过他们的想象。
这些官兵原以为红-军是穷鬼没有钱，想不到他们拿出光洋时都是一封一封的，这让不少准备离开的军官感到一点不对头：“他们这么大方地发钱，是不是早就希望我们离开？是不是希望我们不在他们的部队里干？”
这种人显然有点自卑的心态，以为红-军看不起他们，以为红-军像打发瘟神似的赶他们走。
有一些人则在心里嘀咕：“会不会呆在红-军里更好，好过拿这些钱？现在拿了这么多钱走了，将来会不会后悔？”因为这么想，有的人就开始打退堂鼓了，准备先看一看情况再说。
等到他们到了部队，等到他们看了红-军的装备，等待他们看到了红-军官兵的待遇，才知道自己到部队来真是来对了：这么好的武器装备，这么好的待遇，怎么能离开呢？呆在这种部队要不打胜仗就没有天理了，在这里干上几年，就可以为家里赚一大笔钱，还能为子孙后代争取到一条出路，多好。
同时他们也发现自己的级别降sān_jí是应该的，因为这支部队的战斗力根本比自己原来的部队强大得多，那些他们没有见过的武器装备以及由此带来的新战法、新战术是他们没有接触过的，如果贸然让他们带兵，还不知道会闹出多少笑话。自己必须学。用功地学。这样才能在这样的部队立足。
军官如此。那些士兵更如此。
开始的时候，那些士兵都以政府军自居，以为战斗力虽然不如红军，但身份却是高高的。可是，等见了红军的武器装备，见了他们平时所吃的，身上所穿的，不由不感到惭愧。敢情自己才是叫花子部队，自己才是土老冒啊。
没有几天，这些起义的将领和他们的士兵就平静下来，他们感觉自己真的来对了，幸亏起义了，要不还真会给红-军打得满地找牙，只能在他们手下当败兵，要不是被击毙就是被俘虏。
……
郭拙诚将起义官兵处理好之后才向重-庆报告。
对于他自作主张的行为，重-庆的伟人并没有责备他，反而认为他这么处理好。把恶人一个人当了，否则的话他们还真不好如何处理这些起义官兵。
特别是郭拙诚提出的所有军级以及军级以上将领都视同为军级将领。这就为今后接纳其他势力的高官扫清了障碍，为将来接收其他高官铺平了道路。
到时候如果觉得某一起义过来的人功劳真的很大，意义非常重大，将他平级安排或者少降一级安排，那都是恩泽，都是他们上级额外开恩，做出来的都是人情。
在处理傅-作义起义部队的时候，郭拙诚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可没有休息，他们顺着起义官兵让出的地盘和道路朝东南方向猛插，于1936年10月25日兵临合-肥城下，而南-京政府方面依然没有平静下来，他们的慌乱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波及到更宽更广的地域。
就在郭拙诚的第三军兵临合-肥城下的时候，林总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也迟后两天兵临武-汉。林总如本来历史上一样，其扩兵的能力无人能敌，在消灭了湖-南的湘军后，他的部队早就超过了三万，到达了让人膛目结舌的十万大军的地步。
加上陈-毅、粟-裕的数万大军，一共十三万精锐部队将武-汉三镇围得风雨不透，无数黑洞洞的炮口瞄准了敌人的阵地。
林总用明码通电武-汉的守军，这篇电文很短，算是世界上最短劝降电文之一了：“降？趁早！”
连标点到文字，一共五个字。本来陈-毅说写两字就行“趁早”，但林总认为如果只写这两个字很容易让守军感到迷惑，会花时间去思考什么趁早，是逃跑趁早？是开战趁早？还是自杀趁早？
让对方如此纠结废脑子实在不是君子之道，于是电文上的文字就长了三分之一。
实际上武-汉三镇的守军并不多，虽然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其原因其实也很好理解，因为阎-锡山也好，张-学良也罢，他们都被红-军凌厉的攻势吓怕了，他们现在最关心的是南-京这个首都城市，如果将兵力分散在外围，等到外围失败后，南-京也就成了一个空壳壳，红-军随时可以攻进来将他们抓走。
南-京是他们权力的象征，只要守住南-京，他们的权力就具有正当性，就能拥有大义上的名分，如果南-京丢失，就是再有实力也不过是地方政府，不过是地方军阀，根本没有权力指挥全国，没有能力向全国各地收税收钱。
无论是朝代，大义都是很重要的，所谓名不正言不顺就是这个意思。
既然如此，阎-锡山、张-学良自然要死守南-京，确保南-京的稳固了。
因此等到林总下令炮兵万炮齐轰的时候，武-汉三镇的守军就开始土崩瓦解了，开始有部队争先恐后地投降，不少东北军、西北军干脆当起了带路党，主动要求充当先锋部队进攻武-汉内层阵地。
林总、陈-毅、粟-裕领导的部队不得不提前原计划向前移动阵地，不断将炮兵阵地向前、向前移动。
虽然林总不喜欢喜形于色，但他的动作还是不可避免地暴露了他的内心，以前很多行动都是深思熟虑后再做决定，现在却随意多了，对部下的意见也实时采纳，现在常常听到的就是：“好！好！再上去一点！再靠近一点！俘虏？投降的官兵？你们处理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