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年（公元202年）四月，我遣使向江陵城的朱治发出檄文，要他立即退出侵占的我国领土，并保证以后不得再犯，否则，大军一到，皆为鱼粉肉末。
这种最后通牒自然不可能期待对方正面的响应。早在传檄之前，我已经积极准备硬来。
首先是提升了士兵的待遇。所有士卒姓名全部造册在案，按战功发取土地。
是的，土地！
江东六郡的所有土地，都已被我的参谋部门均分成数万份，列为最重要的军功报酬。然后，接二连三召开了好几个动员大会，专门宣布此一重大利好消息。
我承认，这种举措是一种冒险，它显然使我彻底丧失了争取江东诸大族支持的可能性。但我以为，为了保证我军长期的高昂士气，这种失去是完全值得的。
当然，我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极尽所能地向荆襄八郡、长沙四郡等兄弟伙的豪强世族们反复强调，本人刀锋所指，只是敌国的土地，永远不会触及自己人的任何利益。
赌咒发誓、大拍胸脯作出这种保证的同时，我悄悄成立了襄阳学宫，在现代，被称为学校或者学院。
中国封建社会的地方官学，自汉代才开始设立。
两汉时\一\本\读\，地方行政制度是封建的王国与中央直辖的郡相立并行，郡国以下各属若干县、道、邑。汉景帝末年（公元前2世纪中期），蜀郡（今四川）郡守文翁，重视教化，在成都建立学宫，招下县子弟为学宫弟子。汉武帝对于文翁设学之举甚为赞许，乃下诏，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汉代地方教育实自文翁为始。
自此以后，有些郡开始设置学官，如昭帝时有的郡设“文学校官”，宣帝时有的郡设有“郡文学官”。但在当时所设。不过是一郡儒者集会的场所。而学制尚未建立，亦未曾普及于各县邑。
直到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始建立了地方学校制度，并规定：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乡曰庠，聚曰序。校、学置经师1人。序、庠置孝经师1人。所习内容为儒家“五经”。
东汉时期，由于地方官吏多系儒者，对于修缮学宫，提倡兴学比较重视，因而郡国学校得以普遍建立，官学和私学交织发展。形成了“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景象。
几年前曹操掌政之后，也曾令郡国各修文学，规定凡县满500户置校官，选择本地地主阶级子弟入学。
因此，我在襄阳开设学宫，也并非特别之事，尤其在招贤馆已开张三个多月之后。更是无人注目。众多高层建筑觉得这只不过是飞帅又一项施惠于民的管理政策，最多赞叹几声做罢。
可是我自己对襄阳学宫的期望。却是要把它变成我培养心腹军事人才的高级学校。
因此，我给出的招生标准是：以寒族士人、军中优秀少年为主，年龄在十五到二十五岁之间，最好有一技之长。他们将在学宫里集体住宿、学习。第一学期的学习时间是一年。
我本人亲自担任了学宫祭酒（也即校长）。至于学宫的首席先生，经过我仔细考虑，还是文武双全、本地人脉广泛深厚的徐庶比较合适。他出身豪族，却长在寒家，曾有游侠意气江湖的野性，亦怀儒者治国安民的韬略，是个难得各方都敬服的合适人才。
至于其他老师，也是我多方甄选，大多是不得志的下层士族，文的如汝南孟建、颍川石韬，先后被徐庶说服出山任职。武的我让张南、宋定暂时放下军务，专心教授这群年轻人基本的骑射阵列功夫。现在我地盘大了，人才足了，做事明显方便许多。搁以前我肯定不可能把这么多人才给丢到学校当老师去。
最后，我规定了最莫名其妙的一个标准：首批学员人数只要一百零八人，不许多，也不许少。
在刘表执政这十年间，襄阳地区可称太平盛世，四方难民流士如水滴沟，似江奔海，一时间把襄阳及附近地区挤得满满的，因此学宫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招到了上百名合格的少年学员。因为有我不许多招一人的命令，不然招一千人、两千人也是富有余力。
自然，因为本地豪门的年轻男丁之前大都已被镇军府的“招贤馆”率先征辟，因此，学校的成员，就自然而然只能以平民子弟为主。
这一点眼下不会有什么人非议。
等他们能非议的时候，局势也已不是现在这样了。
回过头来，江陵的朱治接到我的外交来函，果然当场破口大骂，差点把我的使者给砍了头。还好野蛮行径总是少数而且不得人心，在朱然、吕范等人的劝阻下，我的使者捧着掉了一只耳朵的脑袋，急忙跑回了襄阳。
我真是怒火满胸，当即把这位使者树立为“浴血奋战”的英雄，号召大汉南军的军人们向他学习，为他报仇，誓把江东军的耳朵全都切割下来。
经过这么一系列精心策划，重赏加热血，襄阳军队的士气达到从未有过的顶峰。
打铁须趁热！一切就绪之后，我接连发出数道密令，分送江夏、武陵、长沙和油口。
襄阳本地的大军也在十天内集合完毕，做好了攻击江陵的全部准备。
五月初，襄阳军四万人，水陆并进，沿汉水河谷穿越大洪山与荆山之隙。
七日，江夏水师在甘宁的率领下，进据天门。十日，我自率主力至荆门。先锋大将公孙箭引军三千，随之攻击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
竟陵是襄阳与江陵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