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元起忽然想到近日的一则传言。
国务会议召开以来，唐绍仪一直以调和同盟会与北洋系之间冲突为己任。在推行袁世凯制定的政策时，他会首先考虑同盟会对此的看法。如果同盟会解决反对，他就会去大总统府向袁世凯提出更改要求。袁世凯是丘八出身，一贯独断专行，而且唐绍仪又是他一手提拔而身居高位的，按照道理，唐绍仪应该感恩戴德俯首听命才是，结果现在处处与他为难，心中难免大为恼火。
前几日，唐绍仪又因为某事和袁世凯争得面红耳赤。袁世凯开始怀疑唐绍仪是不是要挟同盟会以自重，甚至准备和同盟会穿一条裤子，便试探着以党潮日盛为由，劝唐绍仪退出同盟会。不知是在气头上，还是直抒胸臆，唐绍仪断然拒绝道：“宁可辞职，断不可牺牲党籍！”
虽然这是传言，却足以看出唐绍仪的政治倾向。
孙元起问道：“少川总理，你觉得谁会反对六国银行团借款条件，北洋军？还是南方革命军？”
唐绍仪迟疑道：“应该都反对吧？”
孙元起道：“谁更反对？”
唐绍仪一愣，半天才说道：“应该是南方革命军吧？”
孙元起微微叹息道：“在下也知道，南京临时政府匆匆结束，留下许多亏空亟待填补，所以同盟会想趁此次裁军遣散，挪用部分经费填补财政缺口；另一方面，面对北洋军的强大军事压力。同盟会在担心之余，也想少裁撤些军队，顺便购置部分武器。以图保持势力均衡。所以同盟会才会强烈反对六国银行团监督用款和遣散军队情况，对不对？
“如果孙某没猜错的话，明天或者后天，同盟会就会以出卖中国主权为借口，在报纸上大肆口诛笔伐，坚决反对六国银行团的善后借款吧？其实，他们不是反对借款。只是反对六国银行团对他们用款和遣散军队情况的监督。对不对？”
唐绍仪默然以对。
孙元起继续说道：“中央政府北迁之前，同盟会曾仓促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期望通过严格的程序正义来限定大总统、参议院、国务员的权力。以期维护革命成果。不料眼下大总统尚在严格恪守《临时约法》，同盟会却为了蝇头小利而忽略了程序正义，肆意践踏法律。假如他日大总统随意修改《临时约法》，同盟会上下有何面目出言指责？
“现在北洋系强而同盟会弱。同情弱者本是人之常情。也是善之一端。但同情不等于偏袒，最好的同情是保持严格的客观公正。一时的偏袒或许会让同盟会从中受益，但持续的偏袒只会惹怒北洋系，引来疯狂的报复，最终还是害了同盟会。现在国务院成立未久，更应该为后世立下典范，而不是成为将来的反面教材，所以我们必须持之以正！”
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一直以善良著称。素来不缺乏同情心，有时候甚至是同情心泛滥。但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在国民心中根深蒂固。从而导致同情没有完全转变为善良，有时候反而成为助纣为虐的工具。比如国家的民族政策。
本来按照《宪法》规定，应该全国各民族一律平等。但某些人同情心泛滥，觉得少数民族人少，是弱者；在历史上受到汉族的欺凌和歧视，需要补偿。于是制定了少数民族高考加分、计划生育从宽、司法上“两少一宽”等一系列特殊政策。在这些政策的偏袒下，处于主体的汉族反而处于弱势地位。正是这种同情导致的偏袒，成为日益强烈的大汉族主义和民族仇恨的主要诱因。
再比如给老年人让座的问题，本来年轻人只是出于同情帮助弱者，结果在某些地方便变成了偏袒的规定，不少老年人也把这种同情导致的偏袒视为理所当然，甚至对不让座者恶言相向、拳打脚踢。在像沙丁鱼罐头般拥挤的公交车里，不少刚上车的老年人完全无视车上人群，恬淡地说道：“我去后面找个座儿！”最终结果呢？不仅没培养出青年人尊老的传统，反而造成了青年人对老年人的愤恨。
唐绍仪半天才说道：“事已至此，多说无益。唐某今天登门拜访，就是想请贤弟帮忙，向华熙银行借款350万元作为裁军遣散费用！”
说实话，自从孙元起知道同盟会拒绝六国银行团借款的原因之后，打心里厌恶同盟会，就算现在手头有350万闲钱，都不稀得借给他们！
见孙元起沉吟不语，唐绍仪又补充道：“此次借款，我们按规定给予五厘的年息外，将以京张铁路收入及财产作为担保，保证不会让华熙银行承担任何风险。”
京张铁路全长约200千米，由北京丰台经八达岭、居庸关、沙城、宣化至河北张家口，于1905年9月开工修建，至1909年建成。是中国首条不使用外国资金及人员，由中国人自行修筑，投入营运的铁路，经世大学铁道交通专业学生在其中居功甚伟。
正因为这条铁路是由中国人自行修筑，所以路权还在中国政府手里，也是当前国务院少有几项拿得出手的担保。但这条铁路在北洋系的势力范围内，袁世凯随时可以收回，所以对孙元起来说，根本就是食之无肉弃之可惜的鸡肋。
见孙元起依然没有答应，唐绍仪只好咬咬牙说道：“只要答应借款，国务院允诺给予华熙银行在中国全境的货币发行权！”
清朝后期，由于不懂货币发行权的重要性，采取放任政策，听凭中外商人自由发行，造成清季钞票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