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元起道：“如果他们觉得不耐烦，那我们就适当做些让步，比如允许外国侨民在中国内地自由营业，只要遵守中国法律，不涉足军火、烟土等特定行业，都可以！再比如合资开采矿产，也可以，前提是我国必须占51以上的股份，在多少年后这个矿产要无条件交还中国。还有修筑铁路、内河航运之类的，只要不是割让土地、出卖主权，都可以谈。拖上一两年时间，到时候应付起来会轻松许多。”
“为什么大人笃定一两年之后事情就会出现转机呢？”陆徵祥对此颇为好奇。
孙元起自然不能把欧洲一年多后将出大乱子的消息告诉陆徵祥，只好掩饰道：“国家也不能这么一直乱下去！如果可能的话孙某会和大总统携手并肩，利用一到两年的时间铲除各地叛乱武装，确保中央地方政令畅通，统一国家财权，建立相对正规的国防武力。相信只要全国上下一致对外，我们在外交上就能占据更多的主动地位。”
陆徵祥不禁愕然：“大人准备对南方用兵？”
孙元起势力范围在西北和四川，袁世凯的地盘则是华北一带，如果两人携手并肩铲除叛乱的话，目标只能是南方的革命党。这个答案可以说是不问可知的。
孙元起正想借机敲打一下南方不知天高地厚的孙中山等人，也就不再掩饰：“我也知道现在国家形势如此，用兵乃是下下之策。但是最近南方闹得实在有些过分。某些人甚至明知国会正在召开，凡事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加以解决，还是固执己见。倡言二次革命，其居心用意令人深思！当然，孙某不是好战分子，如果南方诸位能够悬崖勒马三思后行，免除此兵燹之祸，自然是国家幸甚、民族幸甚！如果南方诸位一意孤行，只怕我和大总统也不能坐视不理！”
其实南方也就是叫嚣得凶。论起军事实力来还真是不堪一击。历史上，孙中山、黄兴等人发动二次革命，从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在湖口召集旧部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正式宣布江西独立，并发表电告讨袁，到9月12日滇军入重庆，二次革命宣告失败。前后正好两个月时间。现在革命党势力大为缩水。袁世凯又有孙元起助阵，估计不要一个月就能打得孙中山再次亡命海外。
陆徵祥问道：“那国会会同意用兵么？”
“国会即便不赞成，也不会反对的！”作为国会第二大党的党首，孙元起还是有这个自信的。而且一旦南方革命党发生叛乱，国民党内部很可能出现分裂，影响力必然急遽下降，到时候能不能提出议案还是两说。即便能提出议案，以新中国党的份额加上袁世凯能够影响的小党派。否决反对提案还是妥妥的。
陆徵祥不由点头道：“大人所言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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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天还算平静。
虽然南方革命党气势汹汹，但同属国民党的蔡元培还是接受了孙元起的邀请。答应出任教育总长一职；而王宠惠的态度则非常耐人寻味，他既不答应也不拒绝，只是一味地虚与委蛇。如此不明朗的态度连杨度都有些吃不准：王宠惠这是在审时度势，择善而从？还是在故意拖延时间，不让孙元起那么早组阁？
然而内阁名单已经由国会审议通过，不能随意更改，孙元起只好采用杨度的一个馊主意：故意放出风声，准备任命国民党方面最深恶痛绝的梁启超担任司法次长，进而逼迫王宠惠表态。如果王宠惠还是那么不阴不阳，孙元起打算干脆让梁启超这个次长代理总长。
就在孙元起准备接任内阁总理之时，有“国民党四督”之称的湖南都督谭延闿、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突然发表联名通电。文中称：
闿等近日接闻参议院任命内阁、善后借款等电，心中不胜骇异！
月前敝党领袖宋教仁君在京遇刺，经多方彻查，种种证据牵涉政府要人已成事实，无可掩饰。国民因此大为愤懑，全国汹汹，方舆震动。今逝者抔土未干，生者尚有余悲，忽闻涉案某君通过参议院任命，摇身而成国之总揆，国人无不相顾瞠目结舌。
若此君清白无染，当远离此万机之地，以接受特别法庭之调查，洗脱其嫌疑；若此君持身不正，则更不应居此要害之处，以免误国误民也！如今罪名未去，而以嫌犯之名入住内阁，此将置国会于何地、置民意于何地、置民主共和于何地！且恐舆论于政府国会有相安相受、朋比为奸之讥也。
或是政府自知罪大恶极，有负国人委托之重，势必引起全国公愤，难保禄位，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不经国会议处，擅自与五国银行团缔结两千五百万镑之善后大借款。如今民心已失，虽有巨金，何以善其后？盖政府欲以此款，充作与国民宣战之军费也。
闿等恳请各国政府人民，设法禁阻银行团，俾不得以巨款供给政府也。复恳请国会立即废除以上数议，副总统、各政党、各省都督、民政长、省议会协力抗争，毋使民国因专权独裁而亡也！
随后，孙中山也向各国政府和人民发表通电——尽管除了日本之外，其他所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可能对他的通电都是不屑一顾，甚至比不上厕纸更具吸引力，但孙中山还是装得气势十足——在电文中，一方面大肆鼓吹他自共和以来的光辉成就，包括竭力维持全国安宁、殚精竭虑建设善良政府、推位让国给袁世凯等，一方面大肆丑化袁世凯、孙元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