蝜蝂得名于柳宗元所撰写的《蝜蝂传》。根据柳宗元的描述，蝜蝂这种小昆虫最喜欢背东西，在爬行时遇到东西就放到自己背上，自己被压得爬不动也不放弃，直到被活活压死为止。
蒋百里摇头道：“日本会不会变成蝜蝂之虫，学生难以断言。不过日本如果不迷途知返改弦更张的话，它必将成为中国的头号劲敌！”
孙元起也道：“我与百里的判断大致相同。所谓‘长痛不如短痛’，与其让它日日蚕食我国领土，不断汲取战争红利，提升军备实力，将来成为咱们的心腹大患，不如现在集中全国力量，彻底打断它脊梁骨，让它不敢再觊觎染指！”
梁启超道：“毕其功于一役？这倒是个好主意。只是我国积贫积弱，军队战力参差不齐，尤其海军更是虚弱不堪，加上各省又各自为政号令不一，真要与日本全面开战，恐怕是胜少败多。”
孙元起道：“任公说‘胜少败多’，此言甚是。自从道光鸦片战争以来，见识过欧美列强的坚船利炮，全国上下便畏洋如虎。甲午中日大战，装备精良的北洋水师被日军打得全军覆没，这个昔日不放在眼里的弹丸小国也一跃成为咱们畏惧的对象。而且在此之后，日本国势蒸蒸日上，而我国则日渐颓败，如果现在开战确实是‘胜少败多’！
“难道因为胜少败多，咱们就能忍受日本的盘剥欺凌？诚然我军兵员、训练乃至装备都不及日军。但若是连与日军一战的勇气都没有，又怎么可能会有取胜的机会？假如日军来犯，咱们畏惧战败而不敢开战，岂非只有引颈待戮？虽然眼下战胜的几率不大。但并不等于没有，关键就在于我们能否把握住那一线胜机。这也是劳烦百里引领全军进行研究和准备的意义所在！”
蒋百里突然问道：“若依百熙总理之见，如果近期中日开战的话，咱们国家胜算几何？”
孙元起微微叹息道：“在我看来，中日之战的胜负关键其实不在于战场鏖斗本身，而是取决于袁大总统的态度。如果他能与孙某携手同心一致对外，胜算应该在七成以上；若是他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坐观成败的话，胜算只有四成；要是他极力反对处处阻挠的话，那么胜算只有不到一成！”
旋即孙元起话锋一转：“当然。无论袁大总统是否赞成。只要日本胆敢侵犯我国。孙某还位居总理之职，我必领兵与之一战。战胜战败姑且不论，至少要让日本人知道咱们中国人还是有骨气的。以后断不敢发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嚣张言论！”
蒋百里也慷慨答道：“既然百熙总理有如此豪情，方震又岂能袖手旁观？如果百熙总理不弃，方震愿领四川陆军军官学校副校长之职，协助搭建军事科学研究院，专门研究对日作战问题，为内阁、海军以及西部各省陆军拾遗补缺。”
梁启超此时说道：“百熙，只怕袁项城他不同意的话，对日宣战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虽然根据去年颁布的《国务院官制》，宣战、媾和事项需要通过国务会议，但国家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等权力向来归大总统所有。由大总统提交国会审议，国务总理不过是副署而已。若是袁项城不同意，难道百熙你要反客为主？”
蒋百里却道：“袁项城虽然身居总统之位，独柄军事大权，但无论从军事、经济还是政治上的影响力来说，百熙总理都与袁项城难分轩轾；而且百熙总理在参众两院的影响力非同一般，足以掣肘袁项城。若是日本进犯我国，袁项城真不同意宣战的话，那时候全国上下民意汹汹，袁项城未必能独善其身！”
梁启超低声说道：“百熙、百里，你们听说过‘公民党’的名讳么？”
孙元起、蒋百里一齐摇头。
梁启超道：“今天早些时候，大总统府秘书长梁燕孙（梁士诒）曾轻车过访，邀请在下加入他新组建的公民党。按照他的描述，在经历此次南伐之役后，国民党激进派已经凋零殆尽，留在国会的国民党稳健派一则畏惧于袁项城的毒辣手段，二则见新中国党处于优势地位，已经开始组阁，便有心捐弃前嫌，与新中国党相互提携。袁项城见国民党稳健派与新中国党有合流迹象，担心局势不利于己，就命梁燕孙出面组织新政党，准备在国会中一决高下。
“受命之后，梁燕孙便纠合潜社、集益社等小政党组成公民党，主要成员包括参众两院议员李庆芳、梅光远、权量、陆梦熊等人。他们的意图很简单，在短期内就是收买足够的两院议员，尽快选举袁项城为正式大总统；而长远目标就是占领国会多数席位，变国会为袁项城之鹰犬。因为梁燕孙与在下既是同乡（都是广东人），又是同学（都在佛山书院就读），还是同年（都是光绪十五年广东乡试举人），所以这次才屈驾相召。”
孙元起笑道：“外间可一直传闻这位梁燕孙是任公你的弟弟！”
梁启超摆摆手道：“我和梁燕孙虽是同乡同姓，不过却并非出自同一宗族。即便上溯五百年算是同谱兄弟，燕孙生于同治己巳（1869），我生于同治癸酉（1873），也应该他是兄、我是弟。所谓兄弟之说，不过是当年恶意中伤者捏造之言，谣言流布之后竟然人人笃信，乃至积毁销骨，真令人不禁有众口铄金之叹！”
蒋百里解释道：“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首开经济特科，传闻梁燕孙首场被点为一等第一，很快就有佞人对西太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