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赚了，那我们一家就彻底搬到镇上了，长明和嫣然在镇里上学，初中完全可以到县里面去上，您也不用再出来打工，就算出去挣钱，我们也可以自己开厂，让别人给我们家挣钱。”
房长安说了半天，爸妈都不说话，也不知道是不是认真在思考，他只得继续道：“我跟长明、嫣然这次来，都是第一次坐火车，做了一天一夜，很难受……我不想以后再坐硬座了。”
房禄军没想到他会说出这种话，看了他一眼，随即垂下头不说话，面容在灯光阴影中彻底看不见了表情。
“等以后我们家有钱了，再出门的时候，我们可以坐卧铺，坐动车，坐飞机，反正不用这样受苦了……我妈又晕车，坐公交车一直在吐……挣钱了我们可以自己买车，想要去哪您可以送我妈妈去……”
又是一片沉寂。
房长安可以说使劲了浑身解数，动之以理晓之以情，房禄军和从容显然也都被打动了，然而从容抹掉眼泪，说的仍是：“你年纪还小，等你长大了有出息了，可以挣大钱……爸爸妈妈一辈子没本事，就是给人打工出力气的命……你那两万块钱就好好存着，接下来挣的钱也存着，等你毕业了拿去赚钱……”
房禄军沉默了好半天，说的是：“你的钱你存着，家里不动，你上学干嘛的，爸爸供着你。”
房长安一时间甚至有点想要发火，终于深刻地体会到了什么叫“爱之深责之切”，什么叫“恨其不争”，但他同样也明白爸妈都只是刚刚走出来而已，眼界有所开阔，但见到的变化还不够多，不够对他们根深蒂固的思想做出足够的冲击。
只有等以后看到之前去“冒险”的人一个个都赚了钱，过上了更好的生活，越来越觉得不平衡，越来越不满足现状，才会后悔当初的怯懦。
但那时候大概率已经晚了，最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个逝去的最好的时代，有他们逝去的青春和精力，也有整个国家宏观层面的阶级流动。
新中国建立把封建社会的上层阶级一扫而空，但一个完整的社会结构肯定是要有分层次的，至少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如此。
第一批、第二批富起来的人已经填补了大片的空缺，如今剩下的位置已经不多，接下来的十年可能是最后的“最好的机会”，等整个社会结构完成了初步的稳定，再想要往上走——不是没有办法，如今这个时代，阶级流动性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代，但难度仍然要比现在大得多！
缓缓呼吸了一口气，房长安继续劝道：“事在人为。”
“这里这些老板，他们比我们家里那些人哪里高贵吗？任何地方都有聪明人，也有蠢人，可这里的本地人，哪怕是再蠢再笨的，不都比我们那里的人过得好？不都是人人都是老板，人人住楼房开小车？不都是对着外地人吆五喝六？”
“凭什么？他们就是地方好，在沿海，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最好的时候，里面有本事的很多，但没本事的，甚至流氓混混什么烂人一大堆，不也都成了老板，成了有钱人？为什么新闻上总报道有钱没素质富二代都是脑残？他们怎么富起来的？他们都有本事吗？”
“接下来中国的发展比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可能还要快，超过中国任何时候……以后谁能富起来，就不仅仅是看谁家在哪里了，敢拼的人就能赚钱，想赚钱的就能赚钱……这个时候我们不抓住机会，等过了十几年、二十年，到时候回头一看，发现现在跟我们一样的人，到时候又变成了老板，变成了有钱人……”
这场自房长安出生，或者说是房禄军和从容结婚后最长也最重要的一次“家庭会议”开了足足两个多小时，但房长安仍未达到想要的效果，房禄军与从容始终没能下定决心，或者说并没有认同他的观念。
房长安气得一晚上都没睡好，但这是亲爹亲妈，气完睡了一觉，第二天还得继续劝。
接下来的近一个月时间里面，房长安一展两世之所学，雄辩滔滔，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讲到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讲到谁谁谁是怎么赚钱的，这里面的谁谁谁等具体实例，有新闻上的，有道听途说的，还有一些杜撰的。
反正手段不重要，只要能让爸妈引起共鸣，觉得“人家都可以成有钱人，那么我也可以”，那就是好手段。
效果也有，比如房长安好几次差点挨揍。
房禄军这里有台淘来的二手（或者更多）小电视，比家里的大彩电小不少，但这边都是有线电视，收的台多，反而比家里的大彩电更好看，房长明和房嫣然尤其喜欢。
房禄军没天下班了也爱看电视，休息休息，结果儿子整天絮絮叨叨地说这说那，他被吵得心烦，吃完饭连电视也不看了，下楼去溜达躲清静，好不容易安生了两天，结果第三天开始，房长安也开始跟着溜达了。
房禄军被折腾的烦了，一度气得要打这个不孝子，房长安就一副反正我是你儿子，打在我身疼在你心的态度，很光棍地站那道：“爸你揍吧，揍狠一点，别打死就行，等你揍完撒完气我还要继续说……”
如此又几次，房禄军愈发恼火，开始指着他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