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2月10日，农历丙子年腊月二十九。
除夕。
这一年，对于力行社来说，是具有了重大改变的一年。
各区、站站长都接到了一个看起来并不重要的命令。
即日起，尽量不称呼“力行社”、“复兴社”。
而是建议使用该组织的官方称呼：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
简称为军统局第二处。
这个建议，毫无可以指责之处。
军统局第二处，这是最官方的称呼。
1932年4月1日，戴笠领导的“联络组”扩大为“力行社特务处”，也称“情报处”，于是后来有不少人认为“军统”前身是“力行社”之原因。
实际上，戴笠的特务处虽然在名义上隶属于“力行社”，但它们有自己的沿革且一直独立行事，并非实质上的从属关系。
特务处仅在最初几个月的工作经费是由“力行社”补助，每月亦不过几千元。
为解决经费问题，1932年9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了“调查统计局”，这个机构下设两个处，特务处被划归该局，设为第二处。
这个“军统局第二处”是为了给特务处作掩护的名义而设置，同时在政府机关下的机构可以正式领预算，经费问题便有了着落。
所以力行社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官方称呼，大家无非习惯了而已。
转折点来自于去年的“双十二事变”。
事变发生之后，戴笠失声痛哭，一筹莫展，认为委员长凶多吉少，很难有活命的可能。
焦虑中的戴笠甚至生出奇思异想，寻找能飞檐走壁的武林高手，爬越城墙救出委员长。
可惜这不是武侠小说，没用。
随着宋美龄等主和派发声与各方势力调解，“双十二事变”竟开始向和平解决的方向发展了。
听闻宋美龄决定飞往西安，戴笠自告奋勇同去。
由此，戴笠的命运被彻底改变。
他成为了委员长最信任的亲信之一！
他大权独揽，力行社也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
甚至，戴笠的很多重要决定，无需向委员长进行汇报，自主决定即可。
这份信任，或者说是宠爱，在国民政府各级官员中是很罕见的。
戴笠的命运改变了，其他人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军统局第二处的命运也开始发生了改变。
无论是委员长还是戴笠，都决定将第二处逐渐从和力行社的关系中剥离。
“双十二事变”就如同一条分界线。
在这个过程中，力行社发生了重大分裂，有人驻站，有人主和。
力行社的骨干贺衷寒、邓文仪、刘建群等人都站在了宋美龄的对立面，坚决主张讨伐。
而在此之前，他们犯了一个致命错误：
事变中，力行社无一份报告警告西安可能出现叛变，没有尽到防范未然的责任！
所以戴笠直接管理的特务处虽然名义上隶属于力行社，但两者在“双十二事变”中的表现天壤之别，因此戴笠的崛起和力行社的衰弱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
这个建议由各区、站长，传达到了各科、组长中。
力行社的称呼开始减少，这些人开始普遍称呼自己为“军统局第二处”的。
但彼时的戴笠，还只是军统局的一个处长。
可是真正的军统局，已经呼之欲出。
军统，崛起！
丁远森也接到了这个“建议”。
大年三十了。
按理说，今天也不会再有什么大事，大家的心思全部都在过年上了。
外面的炮仗声早已此起彼伏。
看看也没什么大事，丁远森想着下午除了留守值班人员，直接把这些人放回家去过年也就是了。
可刚吃过中饭没有多久，周伟龙的一个电话便把周伟龙叫到了办公室。
“有个叫毕泰霞的人你知不知道？”周伟龙一开口便问道。
谁？
毕泰霞？
丁远森一怔，茫然的摇了摇头。
“此人，那是我力行社创始人贺衷寒的生活秘书。”
贺衷寒？
那个以常务干事身份，实际领导力行社的贺衷寒？
在他手中，还一手创办了力行社的第sān_jí组织复兴社！
怎么会忽然说到他的生活秘书？
“前年，毕泰霞在来上海时候失踪，至此渺无音讯，普遍认为他已经遇害。”周伟龙继续说道：“但最近，我们有了毕泰霞的消息，他到了上海，因为行踪不秘，被日本人秘密抓捕，随后和组织完全失去联络。
前几日，我们和日本方面取得联系，愿意用五名被俘之日本特工，换取毕泰霞，日本人也同意了这一建议。”
这事有古怪。
倒不是说交换俘虏多了不起，在中日情报组织里，这样的事情无时无刻不在发生。
而是发生的时间点不对。
一个失踪了两年的人，怎么会忽然有了消息？
想来组织早就知道毕泰霞被日特机关绑架，对营救他也不抱希望，他属于一枚弃子。
沉寂了两年后，忽然准备营救此人？
贺衷寒的生活秘书？贺衷寒？“双十二事变”。
军统局第二处的称呼成为约定？
知道了。
上面准备对付贺衷寒了。
委员长从西安脱险之后，贺衷寒等人极力准备“讨逆”。
之所以要这样做，是认为如委员长万一被释，则可得“勤王”之功；若委员长“驾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