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九江太守卢植上奏一事，诸位看了奏章，有何看法？”皇帝刘宏问道。
太尉东海陈耽是一个古板正直的人：“卢植剿平叛乱，就是有功，有功当赏。怎么能随便辞职呢？把国家的名器，太不当回事啦。我的意见就是不许辞职！”
司徒袁隗的妻子是马融的女儿，而卢植是马融的得意弟子，两人也算熟悉。袁隗却不说话，拿眼睛去看司空许训。
司空许训是汝南郡人，他的族侄大大的有名，一人叫许邵、字子将，后来开创了月旦评。另一人叫许靖、字文休，也以评论人物着名：“这个，卢植有功，该赏就要赏嘛。至于辞职，奏章里写了原因，主要是身体不好，北方人不适应南方气候，也算情有可原。
当然，卢植这么急着辞职是不对的。不知道的人，还以为陛下和我们三公九卿用他时，给他官职，不用他就逼着他辞职呢。”
许训说几句，都是和稀泥，两边不得罪！如同没说。
杨赐鄙视的看了一眼许训，大部分人眼中，许训才干、名气不算突出。之所以能当上司空，一个原因是紧紧抱住同乡袁隗的大腿，另一个原因是紧紧抱住宦官们的大腿，简而言之就是两头倒、应声虫、和稀泥，毫无士大夫的风骨。
杨赐出自弘农杨氏，祖父杨震，少年时即好学，跟随太常桓郁学习《欧阳尚书》，当时的儒生称赞他“关西孔子”，长期隐居，不接受各级征辟，直到五十岁才在州郡任职，以刚直着称于世，留下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典故，之后逐步做到司徒、太尉，被诬陷免职之后，在雒阳西门饮鸩而卒。父亲杨秉，博通书传，常隐居教授，四十多岁才接受征辟，司空征辟，历任四州刺史，以廉洁着称，后亦官至太尉。
杨赐本人，少年时精研经文，也是名大儒，亦不接受征辟。后接受大将军梁冀征辟，之后历任地方、中央，并当上皇帝刘宏的老师。曾任司空、司徒，只是因为灾害频发，改任了光禄大夫。
杨赐家族，有两个显着的特点，一是三世三公，位高权重，处于斗争的中央却能三世不衰，比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稍弱，并为东汉一等一的世家豪门，隋文帝杨坚既是杨赐的直系后代。二是经历三世，从杨震、袁安的耿直、刚烈、坚持理想，逐渐演变为更加圆滑、更加务实，又与龙亢桓氏等世代交好，构成了一张权贵网络。
杨赐家族第三个特点，就是通晓今文《尚书》为家学，是今文经文的有力传导者，与研究修行古文马融、卢植、郑玄等终究有古文、今文之争！
经过秦始皇焚书坑儒，大量经学着作失传。西汉建立之后，一些学者口口相传的经书，称之为今文经书。但不同学者脑中记忆和解释的就有差别。
东汉时期，从墙壁、宅地、坟墓中发现了埋藏的古文经书。
矛盾的基础是，古文和今文内容不完全一样，就像学校用的历史课本，韩国的历史上写着中国东北是韩国的，这还得了？
矛盾的发展是经书的解释不一样，两派互相指责，古文学者认为今文经书在传授过程中，已经改变了，不是真经书，要求返古搞原教旨的古文。今文学者们认为世界是发展的，古代的圣人能写出经书，为什么今天学者不能写呢？
如果任由矛盾进一步发展，或许会如欧洲的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从指责对方是异端，发展为互相仇杀。
要说卢植最擅》并没多大矛盾，但卢植同时还研究并注释《尚书》，而杨赐也不可能只研究《尚书》、不研究《礼记》，两人就有着学术上的矛盾，还有着大批学生和支持者，有时候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错的！
古文、今文学术上的矛盾，逐步发展为观念上的差别，进而演变为政治立场的差别，加上关西、关东地域上的矛盾，使得杨赐并不愿意卢植参与修订经书：“陛下以我为首修订经书。卢子干想回来修订经书，也不是不可以，但应该听我指挥，不能随便删除今文！
编书时若有分歧，必须经过大儒们讨论一致，可不许绕过我直接给陛下汇报，也不许撂挑子，使性子。。。”
皇帝刘宏还只是不满二十的少年，还在轻佻多动的状态，换句话说虽然亲政了，还没有完全掌握权力。每当看几个老头子争论过去、议论回来，就忍不住犯困，打着哈气，想着弄好玩的东西，想着后宫的美人。
站立一旁的张让，轻轻地推了推皇帝：“陛下，陛下，下面请你发表意见呢。”
皇帝刘宏被摇晃醒，口水流到衣服上，立即感到台阶下重臣、大儒们不善的眼光，他根本没听清楚完整下面说什么，不好意思地说：“这个，太尉说的有道理，那个，司空说的也有道理，光禄大夫说的也有道理。都有道理，怎么办呢？”
张让悄悄在皇帝耳边说：“有事不绝，可问大长秋。”
皇帝刘宏立即振奋精神，心想幸好我有大长秋：“大长秋怎么看？”
大长秋曹节有拥立之功，很得皇帝信任：“宦官济阴丁肃、下邳徐衍、南阳郭耽、汝阳李巡、北海赵佑等五人，特别喜欢经学，平日都在里巷中学习、研究经学，并传授给年轻的宦官们。
丁肃等曾经去东观看过，感觉有些东西跟他学的不一样。
李巡认为诸博士考试或辩论争高下，有的甚至行贿改定兰台留存的漆书经字。
陛下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