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商的计划是利用父亲陶谦的权力，给格乾弄到上谷乌桓大人的名号，让格乾打头阵。
若能继承父亲难楼的位置，格乾一定会想方设法按照乌桓风俗继承父亲的妻妾美人。
依照祁胭脂的性格和对中原文化的认可，她绝不会雌伏于继子格乾。但祁胭脂背后的祁氏在强大的压力下，未必会支持她！
到时候祁胭脂的儿子失去了乌桓王（实际上大汉只承认为乌桓大人，相当于侯爵）的名分，祁胭脂失去了祁氏支持后，就如待宰的羔羊，失去水的鱼。陶商推测只需要给祁胭脂一点阳光和希望，她多半会献出一切，竭尽身心雌伏、奉献于他，就是给他做侧室也完全可能！
陶商的计谋相当慎密，因为即使刘备再怎么愤恨，也不可能公然跟提拔过自己的陶谦作对，尤其是陶谦二千石、刘备四百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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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从涿郡赶到上谷，备下重金求肯曾经的上司陶谦高抬贵手，立祁胭脂之子为上谷乌桓大人。陶谦拒绝后，继续提议将祁胭脂之子和格乾两子分立。即使陶谦再次拒绝，刘备依然毕恭毕敬，也丝毫没有收回礼物的迹象。
陶商见刘备态度恭敬，以为他这次铁定服软，已经在梦想占有祁胭脂与其他祁氏美人的机会，做梦都能笑醒过来。
可没过几天，就发现购买不到大量的、质量好的乌桓马匹，上谷乌桓多个各部落商量好一样，将高大、壮硕的马匹以稍高的价格卖给了乌敏英、祁黄芩。
陶商气冲冲地去找刘备，走入驿站，却发现早已人去楼空。
刘备尊重陶谦，绝不愿意与之正面闹翻，本人对陶商也退避三舍，选择到祁胭脂地盘驻扎。但绝对不意味着必须向陶商放弃核心利益！在陶谦面前，刘备是门生故吏，但在陶商面前，刘备就是大哥！即使陶谦也不可能不分青红皂白地按住刘备让向陶商低头，因为陶谦的门生还有曹豹、曹宏等一大批人，他们也都盯着陶谦在这事上的一举一动。如果陶谦处事不公，他们当然也不会当面指出来，毫无疑问会私下疏远，从而减少陶谦系官员的凝聚力。
陶商这才发现低估了刘备的决心，大怒之下立即把父亲陶谦请皇帝立格乾为上谷乌大人的奏章快马发往雒阳。其实陶谦写好了两个奏章，一个请立格乾为上谷乌桓大人，一个请立祁胭脂之子。
陶商怒气稍歇，相信不久祁胭脂就会投入到自己怀中。可惜他不知道的是奏章在南下途中竟然被换成空白，一直到了雒阳准备上报尚书台之前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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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邹靖、公孙瓒、刘备、辽西郡长史等的奏章抵达雒阳，建议皇帝陛下将边疆归降的乌桓、鲜卑、匈奴等部落分成更小的群体，安置在不同的地方，以避免聚众为乱，而将内地贫苦百姓迁移到边疆，并将江东、荆州和渤海西侧的雍奴薮、各处海岛等地建议为安置点。
奏章由身穿孝服的辽西长史公孙瓒亲自递交给三公、尚书台，并亲身向他们陈述汇报。赵苞于公孙瓒有推荐孝廉的知遇之恩，可赵苞是宦官一党，公孙瓒服孝就自认是宦官党赵苞的门生，冒着为士族鄙视、甚至丢掉前途的风险。大臣们对赵苞的看法存在分歧，但没有人不认为赵苞之母为国而死，赵苞舍私情而全忠义，虽得封侯，随后呕血而死，绝大多数人不可能不动容，也不可能过分苛责一位烈士。连带着对公孙瓒也和蔼了些。
公孙瓒口才极佳、声音洪亮，用一组数据，将皇帝和三公说的服服帖帖：上谷汉人约10万，乌桓人超过6万；辽西汉人8万，辽西属国乌桓7万，鲜卑人1万余。乌桓人人皆可骑马弯弓，老弱妇孺皆可为兵，近年来又多从军作战，同时汉人多务农，一旦乌桓和塞外的鲜卑勾结，聚众作乱，边疆各郡，根本没有足够兵力与之对战！边疆若失，冀州、青州将失去屏障，无险可守！
朝野内外有相当大的声音批评邹靖、公孙瓒、刘备：“危言耸听”“好为大言”“自不量力”！
还有不少人认为此策略虽然是极好的，但不宜在自己家乡实施。就仿佛后世不少欧美人，认可难民的平等地位，知道国家需要劳动力，但绝不愿意将难民安置到自己居住的街区。
还有人认为目前财政无法支撑大规模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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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宫有中常侍赵忠等宦官之辈，简单地因赵苞母子而在皇帝面前吹顺风。
朝中有杨赐、刘宽、卢植等目光深远之辈，或许无法看到百年之后的事，也能敏锐的察觉出风化瓦解之策与之前刘备提出的移贫民实边、开发江南之策实际上一脉相承，若能够有效地实施，有助于增加财政收入，缓和贫富矛盾、民族矛盾，甚至延长大汉的国运。
有袁隗、袁逢、曹嵩等重利之辈，享受过从江淮运粮食入雒阳策略带来的商业上的好处，在认真聆听之后，亦表示赞成。
杨赐对袁隗说：“这是对草原人的‘推恩策’啊！”
袁隗深以为然：“孝景皇帝用晁错之‘推恩策’，虽有七王之乱，亦奠定了北驱匈奴的基础。匈奴、乌桓种人日益增多，长痛不如短痛，刘备之策可用！”
可惜杨赐、袁隗此时都不在三公之位上，对国之大策，只有建议而无决定之权。太尉孟彧并不赞成，司徒之位的空缺，使得全国性政策难以推行。
经过博弈，皇帝只能通过尚书台下旨，决定在渔阳、渤海等少数郡海边低地或海岛安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