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立非常之功！
非常之人，图谋解决危机以平定变乱，思虑克服灾难以奠定地位！”
夏秋之季，酷热难当，紫微星暗淡，荧惑星明亮。作为何进最倚重的士族领袖袁绍，在小楼上摊开与志向：“经者，常也，权者，变也。《易》曰，反经常而合道者，权变也。我虽平日循经常之道，终究非常之人，面临危局、变乱，自可不拘于经常，只要能以权变克服危局，权变就成了经常，权变就可称为权力！”
袁绍回想青年事情，二十出头被迫离职，守母孝三年。之后姻亲李膺、李瓒为宦官迫害，被党锢，祸及袁绍，干脆再为养父守孝三年。第二次守孝本是权变之举，哪知道正合了孝之经常大道，成为青年人中的楷模。又因此，名满天下，并成为党人一员：“人生真是奇妙！”
长期的在野生涯，让他怀着对宦官的巨大仇恨。团结在袁绍周边的士人集团，不少也是被党锢过十几年的士人。
党人们及其亲属大多是那个时代的精英，世家豪族的代表，如豫州牧黄琬祖父是太尉黄琼。袁绍、何进的智囊何颙年轻时在太学也是风云人物、学子领袖。陈留相张邈家庭富有，号称八厨。刘表是西汉鲁恭王之后，本身也是大儒。孔融幼年号称神童，留下孔融让梨典故，其兄孔昱与刘表、张俭等号称八及。荀爽、荀锟、荀攸、荀彧，陈寔、陈纪、陈群更不用说。
党人们或有能力，或有家世，或有财富，或兼而有之，因此在中央或地方有很大的影响力，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同时，他们也是阶级固化的支持者，想尽办法稳固和扩大财富和势力，所代表的世家豪族政治，并非社会发展方向。
几次党锢，使得不少党人在十几二十年长度内处于低下的政治地位、处于被追捕状态，许多人从青年到中年，许多人从中年到白头。还有许多人的亲属因党锢死去，如李膺被拷打而死，孔融之兄孔褒因窝藏李膺被诛杀。。。
为了逝去的青春！为了死去的亲朋！为了失去的利益！许多之前相互不认识的党人、士人，在十多年的党锢中被迫相互团结，互相支持，又被袁绍加以组织，成为一群“非常之人”，而这群人的核心，就是以袁绍为核心的“本初俱乐部”！或者‘本初党’。
袁绍想到：“宦官制度，至少沿袭数百年，可以认为是经纬之道，但毕竟不是亘古就有，我偏要扭转格局，使得后世以无宦官为经常！”
“外戚执政，前汉即有，后汉尤盛，邓、梁、窦、马、何、宋你放唱罢我登场。唯有我袁氏，拒绝参与联姻，与皇室结亲家的宗族全受到清算，而袁氏填补空白，反而愈发强大。祸福相依，可见一斑。
只要扫平宦官、外戚两者，任用党人，就是世家天下！而我，就是执牛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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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袁绍对何进说：“我们与宦官的矛盾已经形成，行动迹象已经显露，宦官必然已经察觉，大将军若不早早决断，去除宦官，事久生变，我们将像窦武和陈蕃一样死在阉人之手！如果大将军不同意剿灭宦官，我就带士人和外兵自己干！”
不仅袁绍，党人这群“非常之人”一方面希望清扫了宦官后，朝廷能有更多的官职，地方上能有更多的利益，另一方面希望发泄多年仇恨，所以他们中许多人在何进面前表态支持袁绍的建议。
所谓三人成虎，积毁销骨。
大量德高望重、能言善辩之士，如荀爽、何顒等人每天在何进面前建议剿灭宦官，何进就仿佛糟了传销，思维难以走出桎梏，陷入诛杀、斥退二选一的死循环中不能自拔。
何进于是告诉何太后：“董卓欲进兵雒阳城西的平乐观，丁原欲渡过孟津，王匡、乔瑁欲过汜水关，每天至少有数十奏章或人物求见，要求罢免或诛灭宦官，我已经拦不住他们了！”董卓等人的行动，既有野心或对宦官仇恨的缘故，同时也都私下收到了袁绍的指使才能整齐划一。
何太后终于将暂时停职的中常侍、小黄门皆罢免，让他们去找何进赔罪。何进对张让等宦官说：“如今全天下的士人都反对你们，与其等到董卓、丁原等人来抓捕诛杀，你们不如现在就离开。”
于是宦官们绝大多数辞职返回故乡，只有少数还留在雒阳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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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恨使得袁绍为首的党人十分不满意，他们担心回乡的宦官，日后有机会卷土重来。
袁绍紧接着派出使者，谎称大将军之命令，令州郡诛杀宦官及其党羽。多年来，多数宦官存在违法事实，之前在灵帝照顾下没有追究，现在各州郡毫不手软，严判、重判。又通过州郡的审查调查，收集张让、赵忠等大宦官的罪证。
张让恐惧极了，向儿子张奉的媳妇何秋月扣头求情，何秋月于是向母亲和姐姐求情，转述宦官们依恋旧主，希望最后再到宫中值守一次，站好最后一班岗。
“那好，就最后一班岗。”
何太后也发现郎官在宫中执勤多有不便，同意了。没想到张让等人最后一般岗一直从七月站到八月，龟缩在宫中不出来！返回老家的其他宦官们也陆续返回。
这个过程中，宦官集团内心愈发绝望崩溃，党人的耐心一点点耗尽，变得坚决冷硬。
许多党人和官员向何进递交辞呈，有的如郑泰直接回乡，让何进看到他们的决